"收入新政"指向何方
此事引起众人关注，应属情理之中，只是不知道这样的“收入新政”是否有“紧张修改”的价值。
从这个方案公布出来的基本结构上看，即使不了解其中细节也能够清晰地感觉出来，这个“新政”的瓶子装的还是旧酒，还是在旧思维指导下进行的设计，改革方案的“渐进”色彩很浓，显然属于一个治标的、绕着走的甚至是妥协的改革方案。
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是指向结果的，而不是指向原因的。这个方案回避了巨大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所产生的根源，试图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涨工资这样的技术性手段去解决中国目前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就好似装作看不见锅底下熊熊燃烧的柴火，而在讨论如何把锅里开着的水舀起来再倒回去……以给锅中的沸汤降温。如果我们“世故”、“睿智”、“成熟”地认为“釜底抽薪”不可能做到，那就赞美“扬汤止沸”的建议吧，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吧。
并不是所有的“渐进”都应该被不假思索地加以赞美，“渐进”地跨进深渊就不值得鼓励，当然，一个心脏病人“激进”地采取狂奔的方式锻炼身体也不可取。在正确的道路上的渐进，也许慢，但还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行。但如果不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前进，只是在徒增改革的曲折性和代价而已，只是在延迟回到正确的改革路径上的时间而已。
在过去“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众多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障碍和继续深化改革的对象了。试图“绕开”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深怕触怒这些脾气暴躁的“狮子”，试图以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能够接受的改革来解决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产生的问题，不是天真就是无知。略有洞察力的人都知道，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目前已经强大到能够控制改革的方向、内容和节奏的程度，他们已经饱尝“渐进式改革”的好处，他们会通过尽可能多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来延缓真正改革的到来。
“收入新政”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增加农民收入。只要是农民，通过转移支付只有可能消灭极端穷困，或者保证最低生活标准，而不可能让他们富裕起来，只有城市化，只有把农民从农村地区、从农业部门赶快转移出来，才可能真正提高他们的收入。城市化靠的不是口号和理念，靠的是制度创新以及源于这个良好制度的经济增长。不打破行政垄断，不把国有企业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来，不解除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连出租汽车这样的行政垄断都打破不了，想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可能的。你站在最繁华的大街上，不论是在县城还是在大都市，数数那些富丽堂皇的大楼，不是属于政府部门，就是属于国有垄断企业，这就是收入分配格局的直观表现。
“收入新政”的第二部分是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这种扶持只有在“标本兼治”的情况下才值得赞美，如果没有治本之策，我们很难对这些“治标”的技术性手段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尽管收入分配格局已经扭曲到如此的地步，但我们在目前依然无法预期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转变。对这些治标之策只能是有比没有好。
“收入新政”的第三部分是提高工资性收入，对这样的措施能够感到兴奋的恐怕只能是那些生存于行政垄断性质的体制内部门的幸运者了，因为只有他们的工资水平才能够被政府的“有形之手”操控，而对于那些工资水平由市场、由竞争、由供求来决定的开放的市场化部门来说，除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私有产权，除了给他们一个高效严明的司法系统、除了给他们创造一个在公平的规则下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除了减轻他们沉重的税务负担，除了解除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不合理的经济管制，除了向他们开放被行政垄断控制起来的经济领域，他们的收入水平怎么能够提高呢？
“收入新政”的第四部分是个税的调节。个税一定要改，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对穷人减税和对富裕户严格征管双管齐下，现在的问题是原本是用来平抑收入分配差距的个人所得税却成了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元凶。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日趋严重，却是中低收入者承担了大部分的个人所得税，我们不是在“劫富济贫”，而是在“劫贫济富”。
也许许多思想“成熟”的“智叟”认为，中国的事情很复杂，需要时间，问题是这些技术性手段还能争取来多少时间，争取来的这些时间是做什么用的，为未来改革的攻坚创造条件？还是尽可能多地延缓真正改革的到来？在这样的“渐进”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是变得更加强大？还是被逐渐消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呢？
改革进行到现在这样的阶段，要想深化改革，想绕开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是不可能了。想让时间的流水去消融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钟乳石”，是在逃避，是在装天真，这个“钟乳石”只能够在时间流水的滋养下越长越大。
在目前这样的改革攻坚阶段，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耐心，我们更需要危机感。推进中国的改革，我们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