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仅仅是赞同政府的每个举动？

    “4。”这个刚刚转学来的孩子第一次举手回答。

    “不对。应该答什么？”“4。”他肯定自己是对的。

    “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女教师说。

    他就站在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下课铃响了。女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来了？”他承认没有。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4，夫人’。”

    沃尔特·克朗凯特在70年之后的《记者生涯·目击世界60年》这本书里写道：“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或集体服从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

    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是个电台的播音员。老板冲进办公室向他大叫：“赶快播，赶快播！市政大厅着火了。三个人跳下来，都死了——我夫人刚给我打的电话。我家就在马路对面，赶快！”他伸手去抓电话。“你干什么？”老板问。他要给消防队打电话核实一下。“你不用核实，我夫人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但他还是抓起电话。老板气疯了，自己在话筒前，把消息当成最新要闻播了出去。这时候他的电话接通了。消防队说，那算不上是火灾。脚手架着了火，马上就会熄灭。而且也没有人受伤。事件的结局是他被解雇了。

    他在二战的时候作为合众社记者随军。他写道：“海军大炮把甲板上所有的东西都送上了天。我站在那儿，被眼前一切震撼，满天的扑克牌雨点一样飘落下来，有一张落在我紧抓着栏杆的手背上，是一张黑桃A。”他待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然后随盟军进入荷兰。荷兰人不停地向他们掷来郁金香。“郁金香是很重的花朵。”他回忆，“我就在那一天，流下了战争以来的第一滴血——被一捆用铁丝绑在一起的郁金香砸了个正着。”

    我在《记者生涯·目击世界60年》里看见了真实的力量和理性的力量。

    就算他后来坐在了主持人台上，他仍然坚持直播的最后一分钟也随时插入最新消息。有一次，在播放最后广告时，他的秘书说有位先生是他的老朋友，执意要他接听电话。是约翰逊总统的助理，低声说：“听着，沃尔特。总统几分钟前去世了，是心脏病。”就在这个时候广告播完了，他还在听电话。直播间摄像机上的红灯已经亮了。全美国的电视观众都在屏幕上看到一个侧身接电话的主持人。现场的编导都崩溃了。他继续听了两秒钟，然后对着电话说：“汤姆，等一下”。转身向电视观众报道：他刚刚得知前总统约翰逊刚死于心脏病，他正在向奥斯汀的总统办公室了解更多的细节。他把电话里得知的所有内容转告给观众，就像早已准备好的稿子一样完整。但是，约翰逊总统生前曾经有一次亲自打来电话，指名让他接听，被他拒绝。

    我在书中读到了他的坚持和坚守。他在一生中一直恪守着他的职业信条：“不偏不倚的立场”。他曾经质疑：“爱国主义难道仅仅是毫无保留地赞同政府的每个举动？能否把爱国主义定义为‘为着勇气坚持那些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原则，不论这些原则是否符合政府的意图’。”

    他童年时曾去灌木丛打猎。当他拾起那只依然活着的温热的小麻雀，看到它望着自己的眼睛时，流下眼泪。“它甚至不责备我——只是对我感到失望。”从那以后他再没打过猎。他只是在电影院里会为看到任何弱小的动物或者人受到伤害而热泪盈眶。这一点一直到他老年也没有改变。

    有人曾问我“他为什么被认为是最受美国人信任的人？”我想最关键的原因是他是一个凡人，一直是—他总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对人们平视说话。他从不恐惧人们，也不讨好他们。我以为，往往，人们信任一个人，是因为他在人们的心中引起过共鸣。

    肯尼迪遇刺时，他是首次报道此事的主播。“半小时前，肯尼迪总统于凌晨一时死亡……”他哽咽了，做了两次深呼吸，平息下来，这是他唯一一次在电视上难以自制。有人打电话进来，是个自称住在花园大道的女人：“是哥广吗？我要投诉，怎能在这时候让克朗凯特播音！我们都知道他恨肯尼迪。他流的都是假惺惺的鳄鱼泪。”他回答说：“你现在正在跟克朗凯特通话。你是个白痴，夫人。”

    他在生活中最爱的是赛车和航海，他是专业的赛车手。新闻让人的血液里充满对不可知的冒险与狂热，或者也许，是这个行业自动选择了这样的人—他对“这广袤深色宇宙中的一点鲜艳”的蓝色星球，感到永恒不灭的好奇和敬意。他穿过高山，越过峡谷，航过大海，行走各处。“最让人感到满足的，是太阳落山之前在一处无人的小海湾抛锚，斟上一杯酒，舒舒服服地坐下，看鹅、鸭子和潜鸟滑向你。然后黑暗降临，万籁俱寂。”他写道。

     2009年7月17日，他去世。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