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中国银行家前进一小步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中国经济却以惊人的速度率先复苏的时刻，作为全球金融事务最重要的协调和管理机构，IMF让一位中国官员获得了历史上的最高级别任命。有评论说，此前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是中国民间力量融入全球金融舞台的一个序曲，而来自中国央行的高官朱民加入IMF，则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实质影响力。
朱民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银行家，早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求学期间曾师从保罗·沃尔克——国际金融界的重要人物，曾在卡特和里根总统任上担任美联储主席，现在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在世界银行工作一段时间后，朱民于1995年回国，进入中国银行工作。在中行香港上市及后来的重组改制中，朱民显示了超强的业务能力，2006年升任中行副行长。
当金融危机这个怪物从华尔街金融创新的“魔盒”中飞出来，世界经济似乎一下子陷入了困境。此时此刻，中国银行家的声音似乎显得格外“稀缺”。
事实上，朱民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对于全球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已提出了预警。金融危机爆发一年来，他在多个场合演讲，反复阐述金融衍生工具过度泛滥的危害，主张“去杠杆化”。2009年3月，他带领中行的研究团队出版了一本名为《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的著作，对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行了完整分析，并预言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危机远远没有结束，旧世界再也回不去了，实体经济的恢复还有漫长过程”。
人们通常把金融市场比做“不讲道德的战场”，这位中国银行家的译作《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透露了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本书详细介绍了银行家如何帮助穷人、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故事。在序言中，朱民写道：“当我们在无数个激动的不眠之夜后，终于在最后一行文字画上句号时，我们都经受了一次人文道德、银行服务和管理理念的洗礼。”
其实，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说过，资产阶级隔一阵就要发一回“金融狂想症”，就是不生产、光赚钱。这恐怕是对走向极端的“钱生钱经济”最经典的概括。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式资本主义一度独领世界潮流。然而，失去了对立面的制衡和竞争，美元主导的“资本全球化”快速制造着全球范围的购买力两极分化，并迅速走向自身的反面。有人把华尔街崩溃于金融衍生品的滥发，看做历史对人类“金钱异化”行为的惩罚。
中国银行家对金融的理解，自然会具有“中国特色”。2009年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下提前实现复苏，并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增长潜力，这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希望。人们猜测，今年中国经济总量是否会超越日本跃升世界第二。更有人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发动机”，“老虎已经苏醒”。
大多数专注于“货币数字游戏”的人可能忽略这个事实：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根本上来自作为“世界工厂”，能够为全球持续提供规模巨大的、物美价廉的实物产品这个有效保证。中国为什么复苏最快？当全世界都在拼命消费，在“金融创新的赌场”中疯狂，中国人却在工作、在储蓄、在以其“勤劳革命”为世界而生产。这是中国经济对外竞争的立身之本，也是中国社会对内治理的固本之道。
金融业内人士分析，作为一名有国际经验的学者，朱民如果能够履职IMF，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把IMF改革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绑在一起，借助IMF改革的契机，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
朱民自己似乎怀有这样的心愿。任命当天，朱民表示：“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新兴经济和亚洲经验融入IMF，和IMF的同事一起共同推进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金融稳定。”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朱民提出“重构世界货币体系是一个议程”，“中国必须是整个国际体系构建的一个主要和积极的参与者”。
作为实物产品的生产大国，“后金融危机”时代也许赋予了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组的机会。接触过朱民的媒体，对他的评价是，沉稳、热情、幽默、老到和专业。去年12月一次财经年会上，主持人介绍朱民是“现今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金融人物”，朱民走上台来，开玩笑地自嘲：“我现在是猪头肉炒成了回锅肉。”评论认为，从国有金融机构里选拔具有开阔眼界和实干能力的金融家，送至国际社会参与决策，这可以为扩大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构筑基础。
不过，这仍是一小步。投票权决定了IMF中的各国影响力的真实地位。目前，日、德、法、英和中国，在IMF占有的投票权依次为6．02％、5.88％、4.85％、4.85％、3.66％。而按照规定，IMF通过重要议案需85％的票数通过，美国因为拥有17.5％份额，而拥有一票否决权，这个“霸主”地位暂时无人能撼动。
在朱民看来，比治理结构更加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参与对话和决策进程，平等地解决各种问题。他非常清楚，在IMF，主导者是美国和欧洲，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金融秩序的“矫正”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