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要避免东施效颦

办学者

    在教育体制没有完全配套、适应的情况下，直接学习、实施一些西方的教育项目，难免东施效颦。回顾一下前些年我们国家进行的几次教育改革的成败，答案就不言而谕。

    贸然用行政手段推动的改革难以成功

    大概在四五年前，教育行政部门曾提出把高等职业教育学制由三年改为两年，且要求在三年之内全部改革完毕，这是业界众所周知的。

    我当时向有关方面负责人建议：“能不能把改革时间延长八至十年？”对方回答：“中国的事，不下决心就不行。”并认为这是符合学生利益与国际惯例的。可两年之后，这项改革举措不了了之。

    为什么结果是这样？我们不妨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分析。假如一所学校在校生是1万人的规模，那么每年的招生就是3300余人。三年学制改成两年学制后，招生规模不允许扩大，这就意味着学校的在校生只有6000多人。

    在短短三年之内让一所万人学校的规模急剧下降，对于大部分经费来源于学费的高职院校来说，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财务上难以为继，其次是棘手的裁员问题，所以这个改革举措直接伤害了学校的利益。

    当然，仅仅是学校的利益受到损害不足以影响、制约这项改革的推进。更重要的是这项改革措施没有给出合理的时间，让用人单位与学生家长了解两年制高职的教育质量更高、效益更好。这就是说，没有准确地评估、考虑学生的利益。直接后果就是无人报考。

    假如高职院校的供给更充分，竞争更激烈，政府给予一定的指导与激励，某些院校自发地开办高质量的两年制高职班，通过与三年制高职竞争，以及较长时间的市场检验，逐渐赢得用人单位认可和学生、家长的信任，达到改革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不深入调查了解，贸然用行政手段推动的改革难以成功。值得庆幸的是，这项举措由于“不了了之”没有造成较大的后遗症。但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仓促推出的“独立学院”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世人所诟病，且难以一刀斩断。

    生源减少，高等职业教育怎么办

    当前，中国教育有三大发展战略：一是巩固义务教育的成果；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三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我思考的问题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有生源基础？目前，上海市的高考人数已经从17万跌到8万。陕西省的高考人数今年是40万，预计在2012年下降至34万，2018年前后则只有27万。部分省份的高考人数在未来几年将减少一半左右。

    现在高等职业院校第一次录取率大约是60％，补录之后可达到70％左右。随着适龄人口的下降，首当其冲的是高职生源。缺少了生源的高职教育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高等职业教育的供求关系开始发生逆转。将来的高职院校就会像现在的中专学校一样，市场竞争激烈。市场“倒逼”机制迫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得不放松招生、学籍、学制、评估等方面的管制，给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限，鼓励发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能量。说不定，将来高职院校优胜劣汰，教育创新层出不穷，许多当前无药可治的痼疾都将得到缓解。

    教学评估的“尺子”都不准，何以去量别人有多高

    高校扩招一阵风，从1998年的100多万扩展到现在的600多万。教育行政部门在通过扩招实现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目标以后，又迅速地提出提高教育质量。殊不知，教育质量的提高远远难于教育规模的扩张，需要基于市场环境进行整体架构和制度设计，而不是一头扎进具体的行动方案中不能自拔。

    以全国高校的教学评估政策为例，它与学校的社会形象以及政府拨款、招生计划等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社会各方高度关注。可效果如何？有学者指出，评估结果与高校基本的分布状态不吻合——90％的学校是“优”。

    评估是一把尺子，准确评价高校的前提是尺子本身要有公信力。如果尺子本身都不准，其度量结果自然难以令人信服。这种公信力是需要在度量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树立、积累起来的，并且彼此之间不能有任何利益瓜葛，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

    前面所谈到的几个教育改革失败项目，都是盲目学习西方教育的结果。从市场经济体制角度观察，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管理体系给了我很多启发。美国联邦教育部只有三项职能：一是通过联邦助学贷款等形式来促进教育公平，二是信息的收集与发布，三是推动教育改革思潮。联邦教育部没有任何其他的行政权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要使各项政策能完全符合各省的实际几乎不可能。个人的主张规划是：教育部要从一个教育行政事务部门变成一个教育改革发展部门，以推动教育改革、维护教育公平、发布教育信息为主要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