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企业制定社会责任指数
然而，穆图拉曼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企业时刻将社会责任置于肩上，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有太多来自投资者们、华尔街或世界上其他类似自组织的反对声音，甚至某些程度上还包括媒体。大多数工业组织的此类行为，都被那些受短期利益得失所牵引的投资者和金融分析师们投了反对票。“我们很难找到一家将社会责任真正融入其业务中去的工业企业。”
社会责任，看似美好，何以艰难？
在博鳌青年领袖圆桌会议上，企业社会责任成为最热话题之一。青年领袖们从丰田“刹车门”说到三聚氰胺丑闻，论辩社会责任之于企业是何等意义：是成本还是收益？
“我开丰田车，还经常开快车，丰田出事我挺怕的；我还喝蒙牛的牛奶，是蒙牛牛奶的忠实粉丝。”浙江核新同花顺公司董事长易峥的话引得大家会心一笑。他认为，社会责任对于企业绝对是成本，但是是必须付出的，同员工的工资一样。“关键是如何在利益和责任之间平衡。有的时候企业光顾追逐利益，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难免要栽跟头。那么，该如何勇敢面对、重新站起来？”
阿里巴巴总裁卫哲则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说，没有人怀疑企业是否该做品牌，因为股东有很多办法衡量这种投入是否值得；社会责任的投入却不同，人们很难去显示它的价值，这自然会造成不理解、不支持。丰田节约成本、扩大销售，这自然会得到股东们的支持，但是最终酿成了很多悲剧。“我们必须带着责任心去解决问题，否则，不仅客户会抛弃你，员工也会弃你而去。他们看到一个不负责任的领导，都会用脚投票。”
麦格理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经理谢若谷则支持“收益论”。“从丰田刹车门，我们看到，费了无数心力建立的百年老店，其声誉也会很快输掉。之前，雷曼、三星、汉莎等等都曾遭遇丑闻。这充分显示了企业公民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他说，对于企业而言，践行社会责任与各方利益是一致的，扮好企业公民角色能长远受益。
虽然对成本、收益的看法有异，但是没人否认企业应该履行社会责任。问题是，履行社会责任也需要好的机制。
青年领袖论坛联席主席刘炽平认为，企业都是存在竞争性的，对于社会的反馈要有相应的反应。要是社会建立一个社会责任指数，可以评价、约束每一个上市公司，那么企业自然会把社会责任承担得更好。“如果我们有一个权威的社会责任榜单，而且具有足够的影响力，那么老板们在制定策略时自然不仅仅只想着扩张，也会把社会责任放在心里，放在更靠前的位置。”
从1981年开始，塔塔钢铁每10年都进行一次“社会审计”。选出3到4名独立的知名人士，从社会性和环境性的角度来研究塔塔钢铁，以及这个公司对于社会的影响。这是为了审查塔塔是否践行了创办时的初衷。这种初衷包括：工业组织最深远意义的贡献，应该是把自己的利益与自身运营地区人们的生活和问题一并考虑，并运用一定的资源、技能和人才来合理地为他们提供服务，给予帮助。
穆图拉曼说，民众和组织行为都是以其被衡量的标准为基础的。当前，世界上的投资者和媒体都为短期利润和市值上升喝彩，企业将迎合这种标准而难顾其他。因此，只有将评价体系修改成以“总回报社会”为评价标准，也许到那时才能期待事情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