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们博鳌热议低碳化生存
□沃尔沃资深副总裁潘伟博：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绿色经济模式正宣告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蒙牛总裁杨文俊：低碳竞争已经延伸到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身上
“变绿，或者死亡。”蒙牛总裁杨文俊对记者说，这也是与会博鳌论坛老板们一种心声。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被纳入国际议事日程，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低碳经济将是改变世界格局的新浪潮。谁能把握绿色发展先机，谁就将在新一轮赛跑中拔得头筹。国家如此，企业更是如此。
变绿，或者死亡
最近有一个广告在全球非常流行，有NGO组织在自己的公益广告中放上了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巴西和西班牙等国领导人的模拟老年形象，让10年后两鬓斑白、面露愁容的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等领导人在广告牌上提前为未来道歉，为他们未能及时制止灾难性气候变化而忏悔。这个广告有盛世危言的味道，但决非危言耸听，不改变现行的发展模式，十年后愁眉苦脸的不止是各国的领导者，还会包括现在的老板们。
杨文俊说，低碳经济将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改变世界格局的“第四次浪潮”。当绿色价值不仅作为社会责任，更被作为经济利器与竞争利器之后，它已变成实实在在的“绿金”，它席卷全球的速度与力度，将超越最乐观的预言家的预测，对未来的格局产生革命性影响。
在博鳌，杨文俊的观点绝不挂单。沃尔沃集团资深副总裁潘伟博表示，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绿色经济模式正宣告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具备战略眼光，而且拥有绿色技术储备的国家或企业，将在这一轮角逐中赢得先机，占据主动。
“明天总会到来，又总会与今天不同，如果不着眼于未来，最强有力的公司也会遇到麻烦。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吃惊是危险的。哪怕是最大的和最富有的公司，也难以承受这种危险。”管理大师德鲁克的这番话，也许是对这场正在发生的革命做出的最好的注解。
对于中国和中国的企业而言，形势更为严峻。摆在大家面前的一系列数字却是：中国现在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中国一吨煤产生的效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3％~10％。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
“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家不应该仅仅沉醉于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越来越多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喜悦和自豪，更应该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有更大的担当。”杨文俊说。
绿色，再度让世界变平
虽然绿色发展是趋势，但是人们的争议仍在。
SK集团董事长崔泰源说，国际社会呼吁对经济模式进行大胆的变革，以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确定同样的改革需求，使新兴市场国家产生了自卫心理。他们担心，要求新兴市场改变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发达国家抑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保持自己支配地位的一种手段。
“这种争论基于错误的前提——向绿色发展的转变意味着新兴市场必须牺牲强劲的经济增长。事实上，现有的技术已经彰显了通过绿色增长来扩大发展机遇的潜力。‘智能电网’技术和电动汽车技术就是两个例证，这些技术的开发和实施将为投资盈利、大规模就业创造巨大的机会，并且还会使地球变得更清洁。”崔泰源表示。
掌握低碳技术与可再生能源之命脉的国家将主导21世纪。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国家，要在新的浪潮中站稳脚跟，不仅要争取话语权，归根到底还要争取生存和发展权，在这个更高深的竞争层次与模式中占得先机。不论是美国造、日本造还是中国造，“谁最绿”、“谁最优”，谁就能引导未来的发展和竞争。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谁可以独自高碳化生存。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终于让所有人都认识到，高发展、高消耗的西方道路需要得到彻底的调整。低碳经济，则给了曾经被旧的分工体系和游戏规则压制在微笑曲线的低端的“后发国家”一个调整结构和突破限制的历史性机会。
这个绿色转型对中国尤为重要。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最近有篇文章讲：“在工业革命时期，中国在沉睡；在信息革命时期，中国刚刚醒来；而如今，中国将要全心投入一场绿色革命。”
绿色，重构商业规则
在绿色洪流之下，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2009年，最大的碳酸饮料企业可口可乐在中国宣布了“碳友好”战略，希望改善与所在国政府和消费者的关系。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甚至表示，未来10年，可口可乐能成为中产阶级和年轻人环保信仰的一部分。
潘伟博则讲述了沃尔沃如何从坚持可持续发展路线中尝到甜头。“此战略不仅让沃尔沃拥有远远领先于他人的绿色动力技术，而且从中受益匪浅。”在经济复苏的当口，沃尔沃对绿色科技的投入获得了丰硕的回报。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是展示全球最新科技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沃尔沃将大显身手。它的客车已与上海世博会签下一纸协议，届时将为世博园区提供新能源客车，穿梭于世博园区，而混合动力技术的新能源客车，将行使在申城的大街小巷。
戴尔也铆上了绿色。其大中华区总裁闵毅达表示，新一代戴尔电脑与上一代产品相比节约了80％的电力。同时，戴尔要求包装和电脑内部使用的有害材料降到最少。另外，戴尔还做起了垃圾回收者：为消费者提供免费回收服务，来确保科技产品的回收处理过程能够采用安全并适当的方式。
“低碳竞争已经延伸到了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身上。中国企业发展绿色产业，就是要尽快参与低碳技术创新和低碳产业的创新，共享低碳技术知识产权，积极参加低碳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争取和美、日以及欧洲的发达国家的一流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杨文俊称。
在这种理念上，蒙牛正在让牛干更多的活儿。一头牛到底能干什么？仅回答“一年能够产奶10吨左右”是不够的。一头牛每年发的电，够五台电冰箱用一年。怎么发电？牛粪沼气发电。单是蒙牛澳亚国际牧场，每年向国家电网提供的电力就达1000万千瓦时。蒙牛还决定，用3年多时间，建设世界上最大的畜禽类沼气发电项目。
政府应该做什么
在哥本哈根峰会之前，市场预测表明，为达到2020年全球减排目标，私营企业必须承担的减排目标将占总数的85％以上，年投资额将高达2万亿美元。“对于金融产业而言，气候变化带来的主要挑战，是如何调整资产配置，以及把握调整的时机。”美银美林碳排放交易市场部董事总经理兼全球总监阿比德·卡马里说，峰会没有制定具体计划，没有签订具体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为清洁能源的投资者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缺乏清晰政策框架指引减排的目标与时间表，低碳科技则无法持续获得价格上涨的信号。就此而言，资本确实存在不流向低碳科技的危险。
毫无疑问，低碳经济时代的开启将离不开政府，仅有企业的努力是不够的。崔泰源称，把握机遇需要政策制定者做出明智的选择。首先，为了使企业对研发进行长期投资拥有必要的信心，各国政府促进绿色发展的政策必须保持长期性和一致性。第二，如果自由市场竞争无法确保绿色项目盈利，那么政府就应该制定干预政策，采用补贴、税收激励或其他措施，确保绿色技术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如果没有确保绿色项目长期盈利性的政策，绿色技术就有出现泡沫的危险，一旦技术无法盈利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泡沫的破灭就在所难免。这种“繁荣－破灭”的周期不但损害经济，还会使胆战心惊的投资者和企业远离绿色技术，让绿色技术的关键进步推迟多年。
崔泰源认为，现在政策制定者确实面临着一些难以取舍的困境。他们必须在处理气候变化等未来问题与处理当前问题之间进行权衡。特别是，所有国家对能源安全都有着不可能妥协的紧迫要求，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石化燃料等传统能源，依然是能源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杨文俊也意识到其中的悖论：栽树与乘凉的悖论——要低碳还是要高就业？更进一步，栽树的政治家乘不上凉怎么办？他呼吁，无论是低碳产业政策的选择，还是减排的国际承诺，都需要政治家拿出面向未来，短时间内牺牲现在的勇气，但这可能会带来现实政治利益的牺牲，栽树者受到巨大的社会压力，而自己却并不能在未来的低碳之树下“乘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