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下决心牺牲一点短期利益
两难选择中的结构调整
“由于当前我国经济是粗放型的经济，只有保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企业才能获得高额的利润，国家才能有高增长的财政收入，就业难的问题才能得到缓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陈佳贵以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就业的关系为例分析指出，比如，2003~2007年，我国经济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企业生产的东西能顺利销售出去，利润大幅增加，投资回报率高，城乡居民就业很高，大家的日子都好过，而在这种皆大欢喜的情况下，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没有压力又缺乏动力。
他认为，除此之外，还面临一系列的两难选择——我国劳动力充足，工资成本低，但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弱，特别是新技术、关键技术缺乏，很显然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具有优势。但是我国又是一个大国，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必须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的升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还有扩大内需和增加出口，发展重工业和节能减排等等方面我们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如何走出两难境地呢？陈佳贵说，“有所失才能有所得，要想舒舒服服地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能的”。他的结论是：下决心牺牲一点短期发展和短期的利益，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他提出的长期目标是，力争到2020年能够实现“五个改变”即：改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偏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比重中偏低的现象，改变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足的现状；改变过度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现状；改变企业缺乏核心技术、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现状；改变牺牲环境、浪费资源能源换取经济发展速度和短期效益的现状。达到“三个缩小”和“三个促进”：缩小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陈佳贵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即“十二五”期间）是——
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制止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继续下降的趋势，在“十二五”期间比重至少要上升三个点以上。
在产业结构方面，要稳定承包制，鼓励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提高农民素质，稳定农业的生产，一产的比重在“十二五”期间要保持在8％左右。生产服务业，力争在“十二五”末使比重上升到45％左右。力争在“十二五”期间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分配保持在55％，投资保持在35％左右，出口保持在4％左右。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城乡收入差距控制在3∶1之内。
比较优势遇到的挑战
“一个国家和地区长期建立的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很可能难以持续发展，因为劳动力成本在持续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吕政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积累了大量的外汇，解决了大量的就业。但是，必须看到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这种上升是由于中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必要劳动费用的上升，因此，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将进一步弱化。
他举例说，农民工平均工资拿到手的1200元，加上社保占25％（300元），农民工的平均工资约1500元，这超过了200美元，而像印度、越南等东南亚一些国家支付的平均工资只要100美元，中国劳动力工资成本高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一倍。而随着工业的增长和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力成本还将上升，要看到这样一种趋势。二三百年过去了，东欧至今是欧洲中的发展中国家，东欧国家也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东欧的日子也很难过。
他指出，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这种比较优势，南欧也好和东欧也好，和西欧工业化国家显然有很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就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长期建立的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将很难持续发展。
我们现在既不可能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又在上升，有什么办法解决呢？吕政认为，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要避免高不成低不就。还是要以空间来换时间，就是让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劳动力输出大省转移，加快沿海地区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这样来继续保持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把做大的蛋糕切好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大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政府转型和财政转型最重要的标志，是建立服务型政府和公共财政的最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认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是调整经济结构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主要是大大增加公共服务的支出，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着力提高普通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包括大大提高公共医疗支出，增加教育的投入，提高低保、养老的覆盖面和标准，大力开展和改善就业培训和服务。
他说，过去中国的财政主要是用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比较大，挤掉了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所以出现政府公共服务严重短缺的现象，而且跟世界上同等发达国家水平比，我们的公共服务支出过低了。由于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严重偏低，使得居民要用自己的收入来支付教育、医疗、养老等费用，迫使居民多储蓄、少消费。有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人在医疗、教育方面的支出比很多国家的人都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财政已经明确要向公共财政转型。
那么，用于公共服务支出的财政潜力到底有多大？张卓元指出，最近中央再一次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其中特别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把已经做大的蛋糕切好。他认为，财政增加用于公共服务支出的潜力是很大的，主要有三点：一是上万亿元的政府卖地收入，可以把其中相关的部分用于公共服务支出，用于廉租房建设和其他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二是每年上万亿元的国有企业利润，应该把其中30％~50％上交财政，用于改善民生，包括支付对老职工的欠账。现在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太低了，有的是5％、10％，还有的是0％，太低了。三是如果能够比较快地征收物业税，可以大大增强基层行政单位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的能力。
张卓元强调，各级政府不能再把提高GDP增速放在第一位，而应该把向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放在第一位，真正体现人民政府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