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的村民为何还要下跪
作为一个老家距事发村只有几十公里的媒体人，我一直在通过多种渠道关注“下跪”事件。所谓“膝盖的胜利”仍不过是“眼球效应”的胜利，还远谈不上人民的胜利——这种举国关注的舆论压力，显然属于“非常态”，管得了这次，不一定管得了下次。我最想不明白的是：当地不是已经实施了村民自治吗，既然“自治”了，既然“民主”了，为什么只想弄清楚国家到底给村上拨了土地补偿款没有、拨了多少，还要“越级上访”甚至“下跪”？多大点事儿嘛！
我有个亲戚也是当地人，事发当日还到现场“围观”过。他说这些年他们也被告知“自治”了，“民主”了，但只不过是每三年一次“村委会主任”选举时，大家可以貌似很严肃地投上一票。一些候选人选举前后也通过各种亲戚关系、邻居关系上门“拉票”，而现在农村可选择的“能人”不是太多，基本都是在镇上给出的候选人里“扒拉”出一个。一旦选举结束，人家怎么干，平日都忙些什么，是基本不向村民汇报的，甚至怎么处理村里的小企业、怎么把地卖给开发商这些大事情，也是“机密操作”，更不要说村里的账目了，那是留给“上级”查的，你平头百姓查什么？
这其实折射了很多乡村的一种管理生态。一方面，我们说乡村民主、村民自治在呵护着农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所谓民主与自治，并没真成为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我曾询问当地一位教师：老百姓不满意，为什么不联合罢免村干部？对方“嘲笑”—没有上级“支持”，村官那么好罢免？又没深仇大恨，谁牵头不得罪人？哪个村官在当地不是“有权有势”，你扳不倒人家以后还咋混？“上级”要是支持你行使罢免权，早就支持你把这点事儿解决了，还至于闹得这么大吗？正是在如此逻辑下，自治的“主人”一次次询问、一次次打听，仍一次次被当成球踢来踢去；本该接受老百姓监督的村主任，只能事情闹大后被“超越等级”的纪委带走调查。
作为一名研读过几年政治学理论的人，我对这种困境感到茫然无解——我们总以为，基层自治就是要解决权力自下而上的问题，但这种“自下而上”的全面建构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村委会组织法之类的法律已实施多年，就我接触的大量农村而言，推行“选举”之类形式上的自治、民主，似乎都不是大问题。民政部的数据也显示，在2005~2007年这轮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中，623690个村已完成选举，全国平均选举完成率达99.53％。形式是有了，但村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如何一条条实现，村民自治如何成为村民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还有不少的路要走。如果连了解“政府给了我多少土地补偿”这样最基本的权利都解决不了，还谈何“自治”？
写这篇文章时，我又联系了那个当地亲戚。他说，村民们对现在这样“满意的结果”，连说了多个“没想到”——“没想到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没想到能解决得这么快、没想到咱们还能把一个市长搞下台”。他还说了一句“心得”——有事儿还得闹啊，“不闹不行”。这是原话，在老百姓眼里，什么民主机制，什么越级不越级，管用就是硬道理。而就在当日媒体上，当地一名公务人员还非议称，“村委会不答复，还有街道办；街道办不管，还有区政府、检察院，为什么动不动就去找市政府呢？”这样的程序指责，在这种朴素的民众心得面前，确实有点乏力与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