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户籍，“移民”未必就是城里人
“钟摆式移民”，实际上是“农民工候鸟”一说旧瓶装新酒。许多时候，我们习惯“理性”地将此视为城乡二元户籍壁垒扭曲的产物。无疑，二元户籍当然是个严重问题，但消除户籍政策壁垒后，农民工未必就一定能够轻松融入所工作的城市。
老一代农民工忙于农村——城市——农村候鸟式迁徙，实际上充当的是一种收入搬运工具，这样在外打工收入远比在家面朝黄土背朝天要强。相比之下，农民工二代除了知识水平有所提升，思维更加活跃外，受父辈环境影响，相当一部分有了一定的城市生活经历，对城市充满向往，甚至根本不曾想过有一天会回家务农。如果说老一辈农民工对故土怀有深深的眷念之情不忍抛舍，那么农民工二代则对城市优越生活充满迷恋，具备“城市化”或“被城市化”的内在动力。
但想象仅仅是想象，除了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户籍壁垒，农民收入无疑又处于整个社会收入链条的低端。跨地区移民代价亦相当高昂，农民工要想融入所工作的城市，困难重重。实际上，我国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职业需要，往往只是农民工原籍的浅层次移民，即由乡村向县镇集中。大城市的发展，则是县镇“先富”群体再度向上集中。
所谓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不难看出，职业即收入因素在城市化中占比极重。反之，如果没有足够收入，即便“被城市化”，农民工也难免会沦为城市里的“穷人”，这无论对农民工还是城市而言，都不是理想的结果。
提高农民工收入何其艰难！资料表明，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新京报5月12日）。谈到提高职工收入问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工人涨工资在全世界就两种办法，一是通过跳槽重新选择就业以实现薪水的成长，二是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前者不必赘言，倒是以企业工会为单位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已推行了18年,直到今日仍令许多国人感到陌生。
如果不能大幅提高农民工收入，即便放开户籍政策，改变农民工户籍身份，但碍于收入支出不对等，农民工仍旧难以融入城市，徒有“城市人”之表，“钟摆式移民”现象也难以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