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安顺地戏”告张艺谋说开去
看到这条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恍然大悟”，因为我一直以来将片中的地方戏曲当做是云南当地的文化遗产，还专门煞有介事地给朋友推荐过。现在看来，我的这种“无知”完全是由张艺谋一手造成的。在信息时代，媒体就是整个世界的塑造者，我们的知识和观念，绝大多数都被大众媒体所掌控。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艺谋及其电影团队对传统文化的“不负责任”，的确误导了观众，并引起了文化传播上的负面效果。
随后，我在网上搜索“安顺地戏”，了解了它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表演形式，以及和众多“非遗”一样在社会变迁中正面临的困境。安顺文化局提到，这个戏种被称作“中国戏剧的活化石”，足以显示其重要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但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这场官司才开始知晓，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但是更令人遗憾的，是被告张艺谋的团队对此事不以为然的态度。他们认为，《千里走单骑》只是一部故事片，而不是纪录片。所以在电影创作中，所有运用的道具和人物，都是虚构的，电影也没有披露其真实性的义务。另外，张艺谋方面还提出电影是在2005年拍摄的，而“安顺地戏”成为“非遗”是在2006年，时间并不吻合。
这样的说法，看起来有点道理，却经不起仔细推敲。首先，如果电影是虚构的就可以不对其内容原型负责，那么电影中的所有演员也都不应有署名的权利，因为观众只需要知道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的名字就足够了，这显然是不符合规则的。在影片中出现的戏剧，和演员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演员的所有者就是演员自身，很容易界定，而地方戏的所有者却很难定义。这也就使得张艺谋必须要对演员负责——在演员表中写上其真实姓名，但不用对“安顺地戏”负责。
其次，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犯了一个概念上的错误。他们认为“安顺地戏”的“非遗”性是问题的焦点。其实，无论“安顺地戏”是不是列入名录的文化遗产，都应该被尊重。张艺谋的做法，就好比一个人借别人的车开了两天，可还车时候不但一句谢谢都不说，还“据理力争”地说：你这个车第一不是名牌，第二不具独特性，我为什么要谢谢？用了甲的东西，获得了实际的好处，连声谢谢都不提，还让别人误以为这东西是乙的。不知道针对这种行为法律上如何界定。但从情理上，这说不通。
张艺谋一方还认为安顺文化局是在借机炒作，这种指责也毫无道理。本来没有那么好的货，而非要把它说成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来吸引眼球，这才是炒作。而“安顺地戏”已经证明了自己文化遗产的价值，它对“正名”的要求，至多是一种宣传。虽然有借机宣传的成分在其中，但本身无可非议。
其实，安顺方面这种出于无奈的“宣传”，正体现了现阶段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共同困境：缺乏关注、缺乏资金、正在消亡。现在国家级的“非遗”名录上的各种戏曲、文学、曲艺等有上千项，虽然顶着“非遗”的美丽名号，但绝大多数遗产的处境都十分艰难。遗产的继承者和文物部门的管理者，每天都在为如何博得更多关注而苦恼。通过这场官司，“安顺地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能够获得一定关注，但我却由此想到了更多默默无闻、默默消失的民间遗产。
一种地方文化总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一项遗产，当它失去了生根发芽的文化土壤之后必然会衰落。所以，我们保护遗产，既要保护它们的形，更要保护它们的精神。遗产保护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精神。既然如此，张艺谋道个歉，又有什么不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