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里经济背后是区域发展之争
“如今的名人故里之争，已经明确反映在地方政府发展战略层面，在相关地区，不是个案，而是普遍的，具有鲜明的产业规律。”裴钰关注这一现象已有五年，他最近在媒体上开设的名人故里之争专栏，更引发了广泛关注。“当我试图从区域发展和文化旅游的角度来解读这一现象时发现，名人故里之争所折射的故里经济是非常典型的文化产业案例。”
裴钰注意到，名人故里之争在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北等省尤为突出。在他看来，这些省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同时其中更有省份树立起“旅游立省”战略，在十年前就将发展文化旅游纳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规划”。
“故里”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名人故里经济’又可谓文化旅游发力的最佳着力点之一。”他告诉记者，加入争夺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南阳市，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启动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而按照规划，预计2012年，集聚区文化旅游综合收入将达到4．15亿元；2015年，将达到14.35亿元。规划期末，集聚区文化旅游产业从业人员将达到两万人，带动社会就业8万人。
裴钰认为，正是旅游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热”导致了名人故里之争“热”。
如今的名人故里之争正是地方政府推动的，“不再是笔墨官司、不再是论战，而是实实在在的区域发展之争。”
裴钰分析说，参与争夺“李白故里”的四川江油、湖北安陆，都动用全市之力，大力发展李白文化旅游产业。“这就如同两颗行星，本来距离遥远，但因为轨道相交，则必然相撞。”他认为，两地围绕李白故里的激烈争夺也是两地区域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发展文化旅游、文化产业的层面上讲，各地的名人故里之争有一定的合理性。”
裴钰同时也提醒，加入名人故里之争、发展故里经济并非“不争白不争，争了也白争”，此举虽可谓高回报，但同样也是高投入、高风险。
以四川江油、湖北安陆为例，双方在发展李白故里经济上，投入都可谓“大手笔”，砸下大项目、大资金。
2003年，江油在国家工商总局把“李白故里”注册为商标，由此，江油认定自己是全国“唯一一个”李白故里。正是有了“唯一一个”的底气，江油启动了涉及李白故里的八大项目建设，总投资在7亿元以上。
而安陆在其“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把安陆初步建设成李白文化展示传播基地”，且规划背后同样有着大项目的身影——白兆山旅游风景区项目。该项目2002年启动，总面积804公顷，总投资8000万元。此外，安陆耗巨资在央视投入城市广告，以提升城市品牌。今年，安陆还乘势上马了“李白纪念馆续建工程项目”，将李白纪念馆扩建成集游览、影视创作、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文化服务中心和研究李白的资料中心，总投资785万元。
裴钰认为，围绕李白故里开发所投入的大规划、大资本和大项目，使得这一争夺成为两地谁也“输不起”的战斗。“李白故里花落谁家，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一旦学术上有定论，被“摘帽”的一方，相关的项目投资回报或将大幅缩水。
故里之争不是零和博弈
“名人故里之争的‘争’从根本上讲是‘竞争’的争，而非简单意义的‘争抢’的争。”裴钰认为，其本质是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竞争，绝非一个无计划的、盲目混乱的行为。“这种竞争绝对不是简单的‘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他强调说。
在裴钰看来，湖北襄樊和河南南阳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争夺由来已久，而且颇有些势不两立的态势。他将双方持续百年的交锋，总结为“四个门”。
首先是“对联门”。清朝道光年间，籍贯湖北宜昌的顾嘉蘅到南阳做知府。当时，襄阳人和南阳人打官司争抢诸葛亮，顾知府既不便得罪襄阳，又不愿触怒属地南阳。情急之下，他满头大汗写了一幅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置于武侯祠。“可见当时两地争夺的激烈程度。”裴钰评论说。
而1990年，中国邮政发行《三国演义》特种邮票第二组，其中有一张是“三顾茅庐”，两地为此激烈争夺该组邮票的首发地，“邮票门”由此爆发。最终国家邮票发行部门不得不“和稀泥”，让两地各自举办首发式。
到了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语文教材重新收录已经删除十年的《隆中对》，其中加注称：“隆中，山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在《出师表》中对“南阳”一词注解为：“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此举强烈刺激了南阳，“教材门”爆发，南阳市甚至举行了万人签名的抗议活动。
而2008年6月8日，中央电视台某栏目插播了一则湖北襄樊的城市广告——“诸葛躬耕地，山水襄樊城”。又激起了南阳人的抗议，是为“广告门”。
就是这对争夺多年的“老冤家”，如今对名人故里之争也尝试着走向合作与共赢。
裴钰也注意到，在2008年的南阳《政府工作报告》，出现了这样的内容：“鼓励旅行社与重点客源地搞好对接，加强与洛阳、平顶山、襄樊等周边城市的合作。”
既然名人故里之争的“成败”似乎不再以简单的“输赢”论英雄，那么对一地而言，如何衡量名人故里之争、发展故里经济的成败呢？
裴钰认为，标准有三：首先是当地文化传承是否得到了较好保护。“争夺炎帝故里的陕西宝鸡和湖南株洲就是典型的一例。”裴钰介绍说，宝鸡每年传统的炎帝祭祀传承得很好，而株洲，在2006年，本地的“炎帝陵祭典”也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他看来，两地都很好地传承了炎帝文化，两地相关文化旅游也因此而繁荣。
同时，裴钰注意到，争夺黄帝故里的陕西黄陵县，在“十一五”期间，该县旅游业年均递增27.2％，远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的增幅（如工业年增7．7％，农业年增9．3％），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10年（计划）达到4000元。由此裴钰认为，衡量当地发展“故里经济”成败与否，还要看其是否拉动了当地经济，是否惠及民生。
而第三个标准则是故里经济的创意营销是否做得好。作为诸葛亮出生地，山东临沂创办了诸葛亮故里文化旅游节。裴钰告诉记者，临沂仅在2007年的文化旅游节就签约32个项目，累计吸引投资额达24.616亿元，利用诸葛亮捆绑推介机械、电子、纺织、化工、建材、农业、旅游等多个产业。
因为唯一，所以珍贵
“孙悟空故里就其商业价值而言，是远远无法和赵云故里相比的。”裴钰告诉记者。
在研究中，他将目前在我国各地引发了故里之争的30多位名人分为三类：一类是确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比如赵云、李白；第二种就是文学、娱乐化的人物，代表就是孙悟空、董永，“这不是学术之争，只是‘泛文化’现象”；再有，就是“故里经济中比较特殊的，触碰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西门庆故里之争”。
在裴钰看来，其中最具商业价值的就是第一类——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故里商业价值高，就在其真实性。”他认为，历史人物故里和帝王陵寝是文化旅游中最具含金量的两种，二者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其真实性、唯一性和排他性。“这也是为什么只会出现故里之争，而不会出现故居之争，还有为什么说曹操墓的发掘蕴含重大的商业价值。”他解释说，文学和娱乐化的名人故里则没有“真实性、唯一性和排他性”，它们的文化旅游价值就相对弱一些。
有学者指出，有的历史名人故里研究出现学术乱象，是由于有些研究者的方法论有问题，“没有坚持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他还进一步指出，更有甚者，还出现了某些地方的学术研究是为本地经济利益“背书”的情况。
为此，还有的学者披露说，一些地方政府直接拿钱办所谓学术研讨会，期望“研讨”成果有利于其故里之争。
裴钰认为：“地方政府资助学术研究无可厚非，但对基于经济需求之上的重大学术分歧，应该依照国际通行做法——设立学术研究基金，将资金投给相关的学术基金，由有公信力的学术机构来组织相关的研讨过程，才能确保学术程序的规范。”
裴钰认为，坚持历史人物的故里唯一性，同时宽容看待文学娱乐化的名人故里，坚决反对文化旅游中出现的触犯社会基本伦理和价值观的行为，这是对“故里经济”实事求是的科学认识。
裴钰提醒，某些地方学术研究“为本地经济利益发展‘背书’，从短期看似乎有效地‘服务’于地方经济，而从长期看，任何违背现代人文科学逻辑和法则的学术研究，都会误导地方政府决策，为地方政府发展名人故里经济带来巨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