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青年的心理危机
潜伏在我们很多家庭中

    孙时进,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1月26日，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回龙观医院联手成立农民工心理健康学校。周民摄（资料图片）

    提要：

    一些城市在引进人才时要求人才必须在30岁以下，觉得年轻人对城市的发展贡献更大。可是，这些年轻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国家和社会已经在考虑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可谁在考虑打工青年父母的问题？是否可以对这些父母也有相应政策？要知道，身边的父母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情绪失常的青年予以及时的安抚，而且这个作用是任何心理咨询师都起不到的。

    5月以来，有企业连续发生青年员工坠楼死伤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这些青年怎么了，为什么会如此轻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

    “社会各方都要反思自己在其中应负的责任，而不应忙于指责企业。”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教授，在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特别提醒媒体，如果再不改变眼下对这类事件的密集报道和关注方式，同样的悲剧还会不断发生。

    这是一亿新生代打工者的共同困境，只不过在个别企业集中爆发了

    中国青年报：最近有企业连续发生青年员工自伤事件，越来越多的人把追问真相的矛头指向企业管理，您对此怎么看？

    孙时进：企业一定有很多问题，但这绝不只是企业的问题。当下，人们的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生活方式都在深刻转型，而我们整个社会对此警觉不够，这是悲剧连续发生的大背景。过去，人们为了生存而挣扎，可能宁可累死也不愿饿死，对精神心理层面的需要不太看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天这一代青年已不再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他们开始觉醒，产生了很多精神上的需要和追求。如果他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找不到做人的价值，感受不到尊严与爱，他会绝望，也就可能会想到或选择结束生命。

    中国青年报：据报道自杀员工大多在17岁至22岁之间，全部来自农村家庭。这些特点说明了什么？

    孙时进：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不一样，他们在城市就业，甚至他们也是在城市接受的教育，他们认同城市生活却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是“无根”的人，身份尴尬、撕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他们承载了太多。如果我们的经济、文化和人际关系等领域的状况还是老一套，就会和这些年轻人发生越来越剧烈的冲突，而结果可能就是有的人想不开去杀人，有的人自杀了。

    可以说，这是一亿新生代打工者面临的共同困境，只不过在个别企业集中爆发了。当然，也许这个企业确实有典型性，它的管理模式属于粗放型，规模又特别大。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家庭、学校以及传媒，又何尝不“粗放”？当我们把企业作为“凶手”时，我们也不能保证自己就不是“同谋”。

    中国青年报：媒体报道怎么粗放了？

    孙时进：不是说连续坠楼跟媒体过度关注一定有关，但研究证明，自杀是一种“心理传染病”。媒体对自杀事件的报道和不当态度，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缺乏足够识别能力和抵抗能力的青年，可能诱发某些人的自杀行为。当许多媒体在指责个别企业管理粗放时，其报道本身也并非完全以人为本。特别有些媒体指责企业只顾赚钱，却不去想自己的报道正在一味地追求轰动效应和眼球效应。

    中国青年报：您可否说说，在报道这类事件时，新闻媒体具体有哪些失误。

    孙时进：世界卫生组织早就将指导媒体报道作为自杀干预的六个步骤之一，并且指出了最容易引发模仿性自杀的新闻报道特征，比如用头版报道或者敏感标题；详细报道自杀方法；对自杀导致的身体伤残很少提及；忽略了自杀者生前长期有心理不健康的问题；将引发自杀的原因简单化；自杀者知名度高，社会影响大；将自杀描述为一种流行现象；使人误认为自杀会带来好处等。

    我们之前的很多报道，将自杀原因简单化，一味地批评企业，并对自杀事件大肆地用感性的言辞渲染，甚至把选择自杀描绘成一种悲壮的反抗。这会造成一些类似处境的人，觉得可以用生命来惩罚自己不满意的对象，把自杀误作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

    中国青年报：那在报道类似事件时，媒体应遵循什么样的新闻伦理？

    孙时进：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自杀干预联合会2008年编写的《预防自杀：媒体从业者指导》中提到，媒体要淡化自杀报道，并就媒体报道制订了一些指导原则：

    1、不附加图片或视频，不将自杀方式描绘成无法解释或者浪漫或者神秘的行为；

    2、不对自杀方式进行详尽描述；

    3、切忌为自杀者歌功颂德或大肆渲染；

    4、不要使用煽动性的标题；

    5、报道标题的用词要谨慎；

    6、不要报道经常有人自杀的地点；

    7、关注自杀者的亲属等。我们的媒体也应遵守这些准则。一个有责任、有社会道德感的媒体，在这时肩负的重要任务，是其他任何角色都不能替代的。

    我们社会该考虑打工青年的父母安置问题了

    中国青年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越容易自杀。对于遏制自杀，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孙时进：我们社会对自杀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我们应及时对自杀行为作出预防性干预，这就需要进行相关立法。比如建立类似于传染性疾病上报制度的自杀事件上报制度，让决策部门和研究者可以清楚地知道自杀率、自杀者的年龄、地域分布、导致自杀的主要原因等重要信息，建立自杀诱因的谱系，并根据每年自杀诱因谱系的变化，确定让什么领域的专家提供意见，制订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政府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起到指导、协调和支持等作用。比如给媒体提出和国际接轨的关于自杀报道的指导原则，进行自杀谱系的调查和立法，用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企业在员工教育上花钱，还要对民间公益组织进行扶持和支持等。没有政府出面主导，这些事情是很难做到的。像这次世博心理服务项目，没有世博局的主导牵头，肯定无法有序、有效地开展。

    中国青年报：作为普通公众，我们应该怎么做？

    孙时进：我们不能只是对别人进行批评或表示愤慨，要学会深入地反思我们自己的责任，思考自己能为这些事做些什么。

    随着一个个自杀事件的曝出，不少人好像有了猎奇甚至预期心理。那些不断增加的数字，甚至成了一些人的企盼和兴奋点。鲁迅笔下的那些冷血看客们好像还活在今天，他们对于死亡表现出了冷漠和麻木。这说明，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少生命教育，教育界和家长都应该反思。实际上，个别企业打工青年员工的心理危机潜伏在我们很多家庭中。说个几年前的例子，有个孩子自杀了，家长就状告学校。我那次当陪审员，看到孩子留下的遗书，发现孩子最大的压力恰恰来自父母。

    中国青年报：可否具体说说，如何进行生命教育？

    孙时进：很多孩子的心理创伤，都是在童年埋下的。如果父母能和孩子建立平等亲密的关系，尊重他们的个性，孩子长大后会比较阳光，有安全感，也会有较强的抗压能力。相反，片面的、成人化的教育，会严重影响和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应还给孩子童年，给孩子完整的生活，不能让孩子变成“应试机器”。

    中国青年报：对于已经进入职场的青年，我们又能做点什么呢？

    孙时进：企业文化也要变化，不能老用那种简单粗放的方式来维持经济增长。企业如果还是只把员工当赚钱工具，代价和成本将是极为巨大的。学会让劳动者体面地生活，企业可能发展得更好。

    我曾见过一个合资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他的做法就很智慧。他不仅对员工进行岗位培训和心理健康培训，还对员工的父母非常关心，为员工父母建立“老人之家”等。

    当然，有些责任更应由社会承担。比如近些年，一些城市在引进人才时要求人才必须在30岁以下，觉得年轻人对城市的发展贡献更大。可是，这些年轻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我们整天提倡“孝”，可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愿承担赡养老人和“孝”的责任，那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就很难尽孝了。国家和社会已经在考虑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可谁在考虑打工青年父母的问题？是否可以对这些父母也有相应政策？要知道，身边的父母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情绪失常的青年予以及时的安抚，而且这个作用是任何心理咨询师都起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