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的环境下每个人都是娱记
上周，湖南卫视《天天向上》栏目编导在制作一期反映娱记生活和工作状态的专题节目时，向受邀担任嘉宾的两位娱乐记者抛出若干问题：“当娱乐记者的门槛是不是很低？”“你爱不爱看狗仔消息？”“娱记是不是等同于狗仔？”“你有没有做过假消息？”结果，感觉职业尊严被冒犯的两名娱记先后退出了节目录制，将整个事件过程披露出来，并就此蹙眉发问：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娱乐圈，真正懂得娱乐记者的工作？
然而，原本严肃的议题，在网上非但没有获得太多同情，反而招致更多的调侃和戏谑。而抱怨人家不懂娱乐圈、不懂娱记的娱记本身，也就成了大众倾泻纷乱情绪的对象——娱记被娱乐？行啊，平时总在娱人，这一回终于熬成主角啦。
大众的起哄，果真是非理性的狂欢吗？娱乐圈果真是被大众“妖魔化”的重灾区吗？娱乐记者果真是个个都无辜的窦娥吗？
“不要娱记娱记的，我是文化记者”——据说，遭遇“污名化困境”的娱乐记者很多已经自称“文化记者”了，他们或许认为改换一个名头，就能远离圈里的飞短流长，就能从低俗恶俗鄙俗的泥淖中跃出来。中国人之讲究名教，或可窥见一斑。不过，“污名化”从来都不是无中生有，如果不结合特定的环境和心理来分析厘清，更名再三也是枉然。
客观地说，湖南卫视提出的那些调侃娱记的问题并非特别过分，两位娱记的激烈反应，固然有捍卫职业尊严的一面，但也流露出对娱记这一语词比较敏感的一面，换句话说，他们有过多的身份焦虑。其实，娱记完全可以以调侃、戏谑甚至自嘲的方式，大大方方“反击”编导的“冒犯”，“反击”不仅不会损害娱记的职业精神，反而会在一种比较坦率、直接的氛围中，尽量接近双方都期望的严肃探讨。话语的机锋、思想的智慧，乃至交流的畅快，都在其中。
说那些调侃不过分，主要是考虑到这些问题后面其实都有着很深长的背景，并非只是孤立的刺人的锥子。“当娱乐记者的门槛是不是很低？”——在明星走光、未婚生子之类的无厘头新闻满天飞的土壤中，门槛当然是个问题；“你爱不爱看狗仔消息？”——狗仔行为已成娱乐圈公害，并无疑义；“你有没有做过假消息？”——这样的问题不单是娱记更是所有媒体人应该深思的。我们不应该单纯剥离问题的社会背景，而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正视这些诛心之问。
娱乐圈从来不是被大众“妖魔化”的。人必先自辱，方有人辱之。娱乐圈人士如果总是缺乏自律，则其遭遇“妖魔化”是很自然的事，甚至这样的“大众讨伐”都不该称为“妖魔化”——大家不过指出真相而已，何“化”之有？至于娱记，职业尊严当然是要捍卫的，不过这种捍卫不仅仅是一时一事的针锋相对，也应该包括对娱乐精神的深刻理解。
这些年来一些地方电视台大打娱乐牌，娱乐至上、娱乐至死……尽管每每遭人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娱乐精神的高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中国电视正襟危坐的姿势，使大众蓦然发现，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快乐。大众需要娱乐，娱乐需要大众，此种大众文化不仅能够影响和改变大众生活，甚至对整个社会形态、经济文化格局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以《天天向上》这一期引发轩然大波的“反映两岸三地娱乐记者工作经历和生活现状”的专题节目而言，讨论的意义毋庸置疑。当然，如果双方事先沟通得法，可能效果会更好。毕竟，娱记的选择性、价值观乃至精神气质，往往可以决定大众日常精神生活的质量，多元还是单一、精致还是粗糙、高雅还是低俗、快乐还是拘谨，不能说完全取决于娱记，但至少娱记、媒体负有相当的责任。就这一话题进行一些检讨，或可促进娱乐圈的净化和自律。
动辄大喊“被妖魔化”，似乎是中国媒体缺乏自省精神的一个表征。笔触一旦只能对外，则反省、检讨根本无从谈起。从业者往往精神紧张，时刻准备对外反击，则更加使得自省精神成为稀缺资源。不独娱乐新闻为然，举凡很多重大新闻均是如此。事件过后，大众很少看到认真的回顾与检讨，坦率的交流与碰撞。相反，不是自我夸耀就是相互赞美，流风所及，就是媒体消费主义盛行，而责任意识反倒有所缺失。
幸好，我们处在一个公众广泛参与的大时代。公众的表达，往往形成对当事人、对媒体的倒逼态势。娱乐圈可能会对娱记有所遮蔽、有所选择、有所欺瞒，但不可能欺瞒所有人；娱记也不再可能自说自话，一个众声喧哗的环境是值得期待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娱记，都应该负有匡正世风的一点责任。时不时地被娱乐娱乐，并无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