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永远到不了的岸
张典婉
海祭现场
申海摄
太平轮沉船位置示意图
王兆兰与丈夫
申海摄
太平轮模型图
关于太平轮的记忆，其实与“太平”毫不沾边儿：它在一个不太平的年月里往返于上海和基隆之间，装运过许多关于离散和逃亡的故事，然后带着上千条生命和他们的悲欢离合，沉入大海。
但那时候，张典婉还没有出生。她没有见过太平轮，如果不是她的养母念叨了几十年，她甚至有可能不会知道那条沉船，更不会花费十年时间，忍受许多拒绝、白眼或呵斥，把与太平轮有关的故事一点点抠出来，拼凑完整。
作为一艘货船，太平轮确实已经过去很久了。它曾常常停靠的上海码头早就不复存在，变成繁华的城市腹地；当年报道过它的报纸停了刊，夹进图书馆和档案馆布满灰尘的纸夹里。距离它沉海已经过去61年，许多人已经在用“旧事”这个词来形容与它有关的故事。
但张典婉越来越相信，关于那艘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散落在许多人记忆里。她把这些故事拍成纪录片，写成书，试图借此记录一代人的流亡经历，并作为衡量那个年代的一把标尺。
故事里那些人，大多数并不伟大，甚至算不上成功，但张典婉觉得，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不应该被夹杂在历史的洪流里轻易地遗漏掉。因为这个有些瘦小的女人固执地认为：“历史并不只是由伟人的丰功伟绩堆叠的。”
战乱年代的渡船
太平轮沉没的时候，王兆兰才16岁，母亲带着她和3个弟弟妹妹，离开上海豪华的楼房，到台湾寻找提前迁走的父亲。当时，太平轮并不是这一家5口的首选，王兆兰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因此，母亲曾经为这次旅程先后预订过另一班轮船和一架飞机。
太平轮是在1948年7月15日开航的，每周一班。在当时，每天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两地的轮船约有50艘，它载重只有2050吨，并不起眼。
不过，在那个当口，包括太平轮在内的渡船都已经是一票难求。从这年秋天开始，来往大陆、台湾两地的商人，撤退的士兵、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逃难的百姓一起涌入上海，并打算从这里渡海。而船上除了装人，还要装上衣柜、建材、文物甚至银元券。按照票面印刷的价格已经很难买到船票了，再加上纸币每天贬值，想买一张票，往往要动用黄金才行。
一名当年险些登上最后一班太平轮的女士，向张典婉描述过她当时在上海见到的场面。“码头边，拉着黄包车的车夫，急急按喇叭送客人上船的司机，一箱箱准备运到台湾的木箱，被吆喝着抬上船。”
乘坐轮船渡过海峡的人们，有时不得不在枪炮声中启程。他们心里，有莫名的恐惧，也有对未来的期盼和想像。张典婉曾听人提及，船开离上海，有些年轻人站在太平轮上，一边唱着“夜上海”，一边遥望着远去的上海滩。他们中许多人向往着“景色优美的台湾”，就此告别故土，再也没有回去过。
不过，作为那段艰难时日的美好回忆，另一些故事也被留传下来。比如，某位小姐是在航行中认识了神气的船长，并最终结为夫妇，他们的儿子特地撰文回忆这段佳话；而一个叫杨太平的人，则是在太平轮颠簸的航程中出生的，他的母亲大喊大叫，才请来人帮忙。
轮船所连接的，只是这场艰难迁徙中最后一段路程。在此之前，奔赴异乡的人们往往要经历更多。有人先乘坐火车一路往南，但挤上火车并不容易，车厢里挤满了，就往车顶爬，车顶也人满为患，只好抓着栏杆往上闯，有时候是“先生把太太抱起来往上丢”。还有人要搭着小船来到外海上才能上船，结果甲板上也满是人，躺都躺不下，就连上厕所都很难挪动。
等上了船，没有栖身处，很多人只能窝在过道边的一角，因为晕船而吐得死去活来。有人因为船漏水得了风寒，还有孕妇在船上生产，小孩生出来就死掉，用军毯一包，扔到海里。
在这种慌乱的光景里，王兆兰一家为了早点见父亲，最终赶上了太平轮。和他们一起登船的，还有做羊毛生意的叶伦明，以及其他1000多名各怀心事的旅客：既有再普通不过的平民百姓，也有身份显要的将军、省主席，以及袁世凯的孙子、东南日报社社长、国立音乐学院院长等。
船上挤满了渴望团圆的人们。那是在1949年1月27日，第二天就是除夕，这是年前最后一班开往台湾的客船，许多人相信，自己很快就会与亲人一起吃年夜饭，另一些则心神不宁地等待着未卜的前程。除此之外，船上还装着迪化街的南北杂货、政府机关的报表文件，以及600吨钢材、中央银行的80箱卷宗、药铺的中药、商铺的账簿、五金、铁钉，外加东南日报社的一整套印刷器材和印报纸。
张典婉后来了解到，这一班太平轮，登记在册的旅客只有508名，但实际运送的旅客超过1000人。到最后关口，人们各尽所能：有身份的人拿名片，认识船员的人托关系，另一些人则只能出高价，买到一个没有船票的位置。因为人和货物太多，原本打算上午启航的太平轮，直到下午四点半才开动。
在经过几十次航行之后，这艘中型货轮已经有些陈旧了。据说，它当时已向船厂登记过，准备换钢板，调船壳，并加以修理。
不过，起码这一次没有赶得上。风平浪静，太平轮晃晃悠悠地离开上海，进行它的第35次航行。船上其中一名乘客后来回忆，他在入睡前还相信，等他和家人睁开眼，就能“见到四季如春的宝岛”。
母亲的太平轮
张典婉的养母司马秀媛是在沉船发生一个月前，搭乘太平轮到台湾的。当时，这个上海富商的女儿拎着一个箱子，抱着两条狗上了船。
这段经历成为张典婉记忆中家庭餐桌上的固定话题。在乡下那间房子里，每当那个上了年纪的上海女人摆下刀叉，她常会不厌其烦地重复道：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而故事的结尾通常是“还好我没坐那班船”之类。这时候，张典婉总要私下里嘀咕，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此，从刚记事的时候起，张典婉的生活里“就有一艘太平轮”。她还从养母的絮叨里得知，那艘船后来沉了，淹死了上千人。
在台湾，司马秀媛嫁给了一个客家人，过着并不富裕的生活。不过，这个昔日上海大小姐固执地保留着从前的生活习惯。她喜欢穿旗袍，坚持自己做吐司、泡红茶，煮咖啡而又没有滤纸时，她就用白纱布代替。她和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坚持每年聚会，一帮老太太聚在一起，穿着旗袍，用轻柔的声音唱“夜上海”，这个场景张典婉一直牢牢记着。
直到2000年司马秀媛去世之后，张典婉才逐渐领会到，她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上海，纪念一种失去了的生活”。在养母从未给她看过的箱子里，张典婉看到了她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几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个上海身份证、一张地契，和一个记满了电话的小本子。电话号码只有四五位，早就过时了，无法拨打。
张典婉“仿佛突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要给我讲太平轮”。她决定开始搜寻这艘船，以及随它一起沉没的那些家族故事。而她更大的野心，则是要“讲述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流亡”。
这种流亡的故事，在她成长的过程中随处可闻。她的许多长辈，都是乘坐太平轮到台湾的。而她后来才得知，短短不到半年时间，仅乘坐太平轮到达台湾的人就有3万多。
然而，经过了几十年时间，那段故事已经模糊了。最初，她只能从书籍和人们的讲述中得到一些线索，到2004年，张典婉受邀参加拍摄一部关于太平轮的纪录片，这段历史才真正开始向她展开。
她往返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并且到图书馆、档案室搜寻当年的资料。第二年，这部纪录片播出，但里面呈现的故事并不丰富。当时，她甚至根本找不到一个在那场海难中活下来的幸存者。
根据事后的官方统计，最后一班太平轮的1000多名乘客，只有36名获救。此时，太平轮沉入海底已经快60年了，太平轮连接的两岸也各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谁知道这些幸存者各自经历过什么，是否还在人世？
沉船
61年前，在太平轮沉没前拥挤的船舱里和甲板上，乘客们能深深体味战争年代特有的紧张和慌乱。船一直平稳地行驶，但为了避免被军队拦截，它一度关了灯，也不鸣笛，还不时改变航线，抄小路行驶。
但流落他乡的人们也终于禁不起佳节的热闹，船上逐渐开始喧嚷，人们吃喝、打牌，连大副和二副也参与进来。为了这趟航程，船员们还特地采购了玛琪琳、咖啡、培根、海蜇皮、啤酒和汽水这些应景食品。天气很好，幸存者在事后回忆，当天晚上“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
在这样的热闹中，王兆兰靠在母亲怀里睡着了，而叶伦明则在和朋友们一起吃饭。11时过后，叶伦明站起身来替朋友们盛饭，大约在同一时间，满载着木材和煤炭的货船建元轮迎面开来，并与太平轮相撞。
张典婉后来翻阅了幸存者提供的自述文件和法庭证词。她发现，这些大多只有一页纸的陈述并没有提供多少细节。不过，当时的《大公报》采访了几名幸存者，记下他们的经历：“被船压倒海里，吃了很多水，挣扎着浮到水面抓牢木板或箱子，又被浪打翻，这样三四次，幸亏体力好，后来爬到木板上，半身都浸到水里，寒气逼人，手足都冻僵了。”
王兆兰至今仍记得母亲最后对她喊的那句话：“抓好妹妹。”从梦中惊醒时，她发现自己身处正在下沉的甲板上，四周到处是挣扎和呼喊的人，但很快，温度越降越低，呼救声逐渐变弱。叶伦明趴在一个沉浮的木箱上，熬到天明，才被一艘外国军舰救起。
张典婉把这些都写在自己的书里。她记下这个过程中温暖的依存相助，也记下了“人性的丑恶”。比如，有人曾回忆，有人拿枪指着别人，要求让出木板，还有的不顾身边的求救者，划着救生船扬长而去。
能撑到天亮时分的人有幸等到了救援。政府派出了轮船和飞机进行打捞，一艘外国军舰救出了大部分幸存者，附近的渔民也划着舢板来救人，不过他们大多只见到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木箱子”。王兆兰活了下来，但她没有抓住自己的妹妹，也再也没见过母亲和另外的弟弟妹妹。
没有人知道具体有多少人遇难。船上有一多半乘客，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更不用说他们各自藏在心里的希望和梦想。
获救者被安顿在医院里。按照张典婉的解读，他们以此为起点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但在那时候，大多数人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
寻找太平轮
在寻找太平轮往事的过程中，令张典婉最难过的是，她不得不一次次“向别人的伤口上撒盐”。不止一次，别人质问“是哪个党派派来的卧底”，或者“动机是什么”。有的人最初同意见面，最后却突然失去音信，有人非常生气地对她关上大门，还有的则生硬地挂断电话，拒绝她的访问。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一名受访者回答说。
为此，她流过很多眼泪，不过还是坚持下来。她在自己的作品《太平轮一九四九》的自序中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们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
“那一艘永远抵达不了目的地的轮船上，其实有着比电影铁达尼号更真实、更感动人的事情发生着，不分阶级、省籍、年龄、性别，他们同舟共济，互相扶持直至灭顶。”
2005年年初，为拍摄那部名为《寻找太平轮》纪录片，她和合作者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开设网站，开始收集到与太平轮有关的零散记忆。
寻找的过程中有很多惊喜。她曾经在一家餐馆偶遇过在太平轮上出生的老人，也曾辗转来到大陆一家档案馆，抖落厚厚的灰尘，翻开了从1949年之后再没有人翻过的档案，找到了当年与太平轮有关的起诉书、证词和罹难者名册，以及太平轮全船构造图。
这部纪录片播放后，越来越多与太平轮有关的故事开始浮出水面，她也得以记录下那些随着幸存者和遇难者后代散落世界各地的故事。
纪录片中引述了当时的一段证词，说“船沉以后，船长在浮桶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后来，船长的后代在张典婉的博客上留言表示感谢，并告诉她：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以为父亲失踪了，以后，他们还将继续相信他只是“还没回家”。
张典婉信佛，也信命运。她觉得太平轮的故事“是命运的安排”，而自己寻找的过程也“冥冥中有命运的指引”。她反复强调，很多时候并不是她找到了故事，而是故事找到了她。
叶伦明获救以后到了香港做生意，并因为坚持长跑而小有名气。2005年，他一个在海外读书的后辈通过报社联系了张典婉。最终，张典婉在香港一座地铁站的自动取款机旁见到了他。
尽管已经在记录上阅读过很多遍太平轮的故事，但这一次，她终于亲耳从幸存者那里知道了几十年前的那场灾难。她觉得自己第一次离太平轮这么近。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联系她。有的通过博客，更多人则是把信寄到报社，这些信来自世界各地，“也许是因为他们血脉里都有漂流的因子”。
她把这些故事一点点积累起来，写在书里。2009年，这本名为《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书在台湾出版。
王兆兰则是在看到书以后，才和她取得了联系。在通了很多次电话之后，她才同意与张典婉见面，但要先准备一个月的时间。
当年16岁的小女孩，如今已经满头银发，并在灾难之后，又度过了坚强和努力的大半生。但是，在位于台北的客厅里，讲起太平轮上发生的事，她仍然像个孩子一样，捂着脸放声痛哭。
张典婉发现，尽管已经过去这么多年，太平轮给遇难者家人留下的痛苦，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这样的记忆是不可能淡忘的”。
因此，尽管经历了许多拒绝和抗拒，她觉得自己不应该感到委屈。因为这与围绕着太平轮发生的那些苦难比起来，“实在是太轻微了”。
命运
作为一艘船，太平轮的故事在61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已经结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以上千人死亡终结，但张典婉相信，对许多与太平轮发生关联的人来说，那一夜之后，命运故事才真正刚刚开始。
在张典婉找到王兆兰之前，她几乎闭口不提自己的往事，太平轮巨大的阴影笼罩了她一辈子。而叶伦明靠做小手艺养活自己，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长跑，这是他纪念灾难的方式。
对亲历者来说，那场可怕的灾难也许深及骨髓。一个幸存者曾在事后无数次对儿子谈起那次灾难和逃生的经历。但儿子记得，每到周末，总会有一个穿军装的人来拜访父亲，后来才得知，这是与父亲一起从太平轮上活下来的朋友。
不过，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男人几乎从不说话，只是坐在客厅里一整天，各自喝茶、看报。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0年。
他的父亲名叫葛克，1949年时担任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妻子在太平轮上遇难。这个故事让张典婉记忆犹新。
但张典婉听到最多的，是关于“等待”的故事。
当时，只有8岁的黄似兰离开母亲，被提前送到台湾，并欢天喜地的等着母来过春节，结果却只等到母亲身亡的消息。
有一张照片记录下黄似兰在上海度过的快乐童年。她留着时尚的发型，穿着漂亮的花裙子，面带笑容。但那样的好日子随着太平轮一起沉到海里了。遭遇变故后，黄似兰被家人带着，在台湾和大陆之间来回奔波，经历过“文革”，挨过批斗，也目睹过家人争夺遗产的明争暗斗。
这样的故事，张典婉收集得越来越多。有个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将近10年后才得知他想尽办法买到一张退票，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已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但从此再也没有音信。
一些故事是幸运的：有一户人家因儿子发高烧，遗憾地退掉船票；另一个有福气的人则是没有挤上火车，误了船。还有些故事，则说不上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一名住在欧洲的年轻人写信给张典婉，告诉她自己祖父的故事。当时，祖父订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全家9口人，9张票，但因有事走不了，就转让给了邻居家，也是9口人。这件事，祖父直到死还在说，说了半辈子。
被后人记住的，还有太平轮所属的中联公司总经理周曹裔的遭遇。当时，周家的住所被愤怒的遇难者家属砸毁，又因为保险公司宣布破产，不得不举家赔偿。周的后人只记得，他们房子越搬越小，母亲把金首饰也卖掉偿债。后来，中联公司名存实亡，周家搬到台湾定居，据说周曹裔老了以后，很少讲话。
随着时局动荡，太平轮沉船案的审理和赔偿事宜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与这场悲剧相关的档案和资料分散各地，逐渐湮灭。但张典婉觉得，她所找到的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他们各自的期待和挂念，一生都在等待”。
祭奠
对太平轮的祭奠从61年前就开始了。当时，失去了妻子和幼儿的杨洪钊与其他几名家属一起，摇着一艘借来的小船，在出事的海域附近徘徊。他们一边呼喊着亲人的名字，一边洒下冥纸，替死去的亲人招魂。
1951年，于右任题写的“太平轮遇难乘客纪念碑”在台湾基隆港立起。自从2005年关于太平轮的纪录片播出后，每年1月27日，在基隆，都会有一场并不正式的纪念，人们聚在一起，用鲜花纪念那些没有到达这里的人。
5月25日，在海峡的另一岸，太平轮当年沉没的海域附近，另一场悼念平淡地进行。
叶伦明从福州赶来，他已经90岁，刚生过一场大病。王兆兰从台湾赶来，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还能回到沉船的地方”。从各地聚到一起的，还有其他20多名闻讯而来的遇难者家属。黄似兰花了两个月时间叠了一千只纸鹤，另一名遇难者的后人则长途跋涉，带来了一束黄菊花，要把它们撒在海面上。
如果记忆没有发生偏差，这一天的天气和61年前一样好。嵊泗县白节山岛附近的海面上没有风，浪很小，坐在一艘粉刷一新的、租来的渔船上，人们心情复杂。
黄似兰跪在船头痛哭失声，她向母亲哭诉在心头压了61年的愧疚，因为她没有拉住妹妹的手。75岁的张昭雄则把母亲的照片带来了，满头白发的老人哭着说，他希望让沉在海底父亲再看一眼61年前永诀的母亲。
组织这场祭奠的张典婉说，让她欣慰的是，此前，她找到的故事多半在香港和台湾，总感觉太平轮的故事“拼图少了一半”，但这一次，拼图的另一半也在出现，让这场灾难的图景逐渐完整起来。
一名广州的导演听说海祭的事情后，辗转找到她。当年，他有17名家人在海难中去世，他曾经写过一篇小说《海殇》，专门追溯这段往事。
在附近的白节山上看守灯塔的周文华，也向她和前来祭奠的人们回忆往事。当年，周文华24岁，透过灯塔上的望远镜亲眼看到太平轮渐渐沉入水中，当时船上一片火光。
张典婉觉得，还有更多故事没有出现。但她相信，当年这些被时代裹挟的个体命运，在散落了几十年以后，一定会慢慢清晰起来。
等待
3月初，在太平轮沉没的海面附近，舟山群岛中一个名叫“长途”的小岛上，一个名叫陈远宽的76岁老人，在报纸上看到了张典婉要组织海祭的消息，托亲戚给张典婉打了个电话，让她“一定要来看看”。
为了到达这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岛，张典婉必须先乘两班渡轮，再转乘小的机动船。岛上是个渔村，土石垒砌的房子看上去有很多年没有变化了。这里没有什么机动车，也没有什么年轻人。
陈远宽不太会说普通话。他一夜没睡，见到张典婉的第一句话是：“我等了你好久。”
太平轮沉船后，村里陆续漂来木板和盛衣服的箱子。两天后，陈远宽的父亲从海上救起了一个被油污裹住的女人，她留着烫过的短发，穿着高跟鞋，“很漂亮”，看起来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女人还活着，并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叫张桂樱，但不久后，她还是死掉了。
后来，父亲和村民们一起，把张桂樱和另一具捞起的浮尸埋到离海边最近的悬崖边，并堆起了两个坟头。据说，在这一带的渔村里，海上的尸体被称为“宝贝”，因为渔民们希望，如果自己有一天在海上遭遇不测，别人也会善待自己。
那一年，陈远宽15岁。第二年，父亲去世。之前，他把陈远宽叫到身边，一遍遍地叮嘱他，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张桂樱的亲人，以便让他们把她的尸骨移回家乡。
陈远宽至今不知道张桂樱家在哪里，也不知道她的家人是谁。但为了这句叮嘱，他等了60年，从一个少年等成了老头儿。如今，他几乎已经和1949年的父亲一样老了。
因为年纪太大，他甚至已经没力气陪张典婉去看那两座坟。通往埋着张桂樱的悬崖的路因为很久没有人走，早就荒废了，村民们带着张典婉，手脚并用攀了上去。在用带来的斧头砍掉丛生的灌木之后和杂草，张典婉看到了那两座坟。
她猜不出，这个叫张桂樱的漂亮女人，当年是为了什么而匆忙挤上太平轮，她身上又发生过什么故事。但她能确定，这个女人和那艘沉船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自己很快就能抵达彼岸。
她也知道，另外1000多人和她一样，为了生计，告别家园登上太平轮，在旧历年的倒数第二天，在一个旧时代结束前的最后时刻，茫然地出发了。他们随后就被波涛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