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给母亲的820个吻

    于全兴挎上摄影包，提起手提包，跟着向导走去：“多长时间能到？”

    “得五个多小时。”

    绑着三角架的摄影包里有一台哈苏120相机、一台尼康D3数码相机、两台相机的配套镜头、尽量多带的胶卷，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手提包里装着衣服、药品、几瓶矿泉水和方便面。

    每年的寒暑假，于全兴都要带上这身行头，到中国西部最穷的地方去，用镜头记录当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他此行的身份是纪实摄影师，职业身份却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拍摄贫困母亲，这单一的主题摄影，于全兴做了10年。从天津出发，到达西部某贫困地区，完成拍摄后返回天津，这就算是走了一个来回。10年中，这样的来来回回，于全兴有过21次，其间走访了64个贫困县、267个村寨，拍摄过820位贫困母亲。

    于全兴希望，通过展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引起广泛关注，使她们能够得到救助善款，从而摆脱贫困。他自己也在每次采访结束后，把随身衣物、药品全部捐掉，只留下回程够用的路费。有一次没算计好，钱全都捐没了，只好借钱回家。

    “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10年前，头一次去西部时，于全兴还是天津家庭报社的职业摄影记者，其摄影任务是接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派。当时，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工程，已开始了6年。

    那是在2001年1月，元旦刚过，于全兴就从天津启程，1月3日到了西宁，4日到了玉树，带上抗高原反应药和氧气袋，乘吉普车，登上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然后顶着风雪继续翻越巴颜喀拉山，直到7日中午才到了海拔4700米的结隆乡：此行的目的地。

    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头疼，头晕，脑袋像个大气球，越来越胀，一跳一跳，像针扎一样疼。于全兴望着前方，感觉“白色大地像一块裹尸布铺盖在我未知的旅途上”。

    “我真的害怕了，”于全兴回想当时的心境说，“我后悔了。”

    就在这时，于全兴遇见了才仁巴毛母女。

    那是个“冬窝子”，土坯垒的，门很矮，屋里很暗，有个土砌的锅台，还有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没有床，睡觉就在地上一躺。于全兴进门的时候，见一个女孩蹲在门口，一手用力顶着腹部，脸色青黄。她叫阿夏·巴青才仁，是才仁巴毛的女儿。一年前，才仁巴毛的丈夫去世，女儿成为家里主要劳力。

    “怎么啦孩子？”于全兴问。“肚子疼。小病。”母亲说。

    巴青才仁9岁时就常闹肚子疼，可她知道家里没钱，疼起来就拿手顶顶痛处，从来不哭，也从不要求治病。疼得轻些时就干家务，不疼了就到山上去挖冬虫夏草。10年前，虫草很便宜，130根才卖390元。

    “怎么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于全兴问。

    “哪有钱嘛？”母亲说着，用手抹了抹眼睛。

    “到乡里的保健站检查一下也好啊。”

    “哪有钱嘛？”母亲说，还是同样的4个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拍摄、采访都是次要的，”于全兴后来说，“我当时就决定，带巴青才仁到州上去看病。”

    带着巴青才仁上车后，于全兴给她的母亲留下150元，让她置办些年货。她双手合十，高高地举过头顶。那是个祈福的姿势。

    去医院的中途，在小镇歇息的时候，于全兴把一个苹果递给巴青才仁，她接过苹果，审视着，好久，这才轻轻咬了一小口，然后便把苹果塞进了袍子里。于全兴不懂藏语，示意她继续吃，可她无论如何不肯把苹果再拿出来。于全兴找来翻译询问，这才明白：巴青才仁要把苹果带回家，给妈妈尝一尝。

    于全兴拿出带在身边的所有水果，让翻译告诉她，这些都带回去。“但你必须把这个苹果吃了！”于全兴几乎朝她喊起来，然后就跑出屋子，拼命吸烟，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脑袋里乱得一片空白。

    继续前行的路上，翻译轻声告诉于全兴：那女娃把苹果又咬了一口，就又塞进袍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

    泪水模糊了于全兴的眼睛。

    第二天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复中心，医院里最好的设备是一台陈旧的B超仪。检查结果，巴青才仁得的是胆囊炎。于全兴支付了医药费，又买些新衣服给巴青才仁，买些酥油让她带回家，希望她和妈妈过个好年。孩子紧紧拉着他的手，不说话，只是哭。两个月后，于全兴在采访途中接到结隆乡乡长达哇的电话，得知巴青才仁的病已经痊愈。

    “以前，按下相机快门，那是在拍摄别人，那是个机械动作。可现在不一样了。”于全兴回顾他这第一次采访经历时说：“每当快门‘咔嚓’一声，我的心头就一动。也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于全兴后来把他按动相机快门的这种感觉称为“触动”，因为他在取景框中看到的影像，不仅映入眼帘，而且激荡心头。他觉得，如果没有这种“触动”，他不可能在离开记者职业、成为大学教授后，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中国最穷困的地区，走到最需要救助的母亲们身边。

    从第一次之后，于全兴3年间去西部采访拍摄了6次。2004年，他被聘任为大学副教授，接下来的4年间，他又去西部采访拍摄了12次。2008年升为教授以后，于全兴又去了3次。

    “10年，往返21次，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于全兴沉思着说：“多少次从西部归来，发现自己的心还留在那边，做梦都想……”

    820组照片上的真实

    每次从西部回到天津的家中，于全兴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冲洗底片。他急着看到他拍摄的母亲们的照片。

    “我从定影液里取出一张张照片，一个个定格的瞬间活起来，生命从黑白底片上跳出，还原成动人的真实。”

    底片太多，他的学生后来帮他数了数，大约有10万张，映现出他行走15万公里拍摄到的820组母亲影像。

    “她叫王生花。”于全兴指着一名贫困母亲的一组照片说，“是在青海一个叫窑洞村的山坳里拍摄的。”

    王生花当时30岁，有两个小孩，丈夫中风后，全家的担子便压在她一人肩上。家里原有两头骡子，卖了一头，换回600块钱，给丈夫看病。熬到去年，丈夫的病情刚有好转，另一头骡子却丢了。王生花饭也没吃，就钻进大山去找。找到第二天中午，骡子找到了，王生花却受了风寒，引发严重头疼，后来右臂变得不大灵便。

    “一定要去找骡子吗？”于全兴问。

    “只有它还能帮我一把。”王生花说：“骡子真丢了，家也就毁了。”

    讲罢这个骡子的故事，于全兴又展现第二组照片。

    这是个叫马玉梅的贫困母亲，住在甘肃一个叫道口村的地方，丈夫死了，两个女儿都在上学。于全兴见过太多因贫辍学的孩子，马玉梅家只有她一个劳力，如何支撑两个孩子的学费呢？

    “搬砖。”母亲说。

    当地有砖瓦厂，砖烧好了就需要人来搬。可砖瓦厂不是天天烧砖，烧时要人，不烧就不要。搬一天砖，9个小时，挣12块钱。两个孩子的学费是360元。一年干下来，她的收入是500元，债务是3000元。

    “我再苦也要让娃念书，”马玉梅说，“我没念过书，受苦。娃念了书，就不受苦了。”说时，她的眼里闪着光。

    于全兴拍摄采访到的母亲，都这样，故事很单纯，念想很简单。

    “有一次我在水龙乡，拍一个叫陆银菊的母亲。”当时，这位母亲正在田间插秧，背上背着个两个多月的女婴。于全兴给她拍照时，乡里干部冲她喊：“你干你的，是国家派人来给你照相的。”

    “你看这张照片，这就是她。”于全兴指着照片上赤脚站在水田里的陆银菊说：“你猜她说什么？她说：‘我们太穷了，屋子漏雨，粮食不够吃，没把日子过好，国家还给我们照相，真不好意思。’”

    那天，于全兴来到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时，当地干部问他：“你见过当代山顶洞人吗？”没见过。人类进化到如今，还有穴居人，无法想象。

    上山的路有两条，一陡一缓，一近一远，于全兴走的是近路，连滚带爬两个多小时，那个洞窟豁然出现在眼前。具体说，那是个分为上中下的3个洞，上下两洞露天，中洞住人。

    洞内阴湿，有足球场大小，住着16户人家。耕地在洞外，人均0．53亩。他们是在100多年间陆续迁徙来的，居留最久的家庭，已延续4代香火。

    洞内每户人家都用木板和苞谷杆围起独立空间。山泉滴滴哒哒顺着岩壁往下流，向洞中人家供水。

    几乎看不到男人，他们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守的几乎全是母亲，侍弄洞外的自留地，拉扯自家的孩子。土地瘠薄，只能种苞谷、红薯，母亲们靠苞谷充饥，红薯全留给孩子。

    当然，也有婚丧嫁娶。在一个新娘家，于全兴见到山洞里惟一的一片像屋顶的东西，那是遮在床上面的一块旧毡布。在这个新婚家庭中，最引人注目的值钱物件，是一架老式缝纫机。

    洞口处有个小学校，名为“中洞小学”，在校生几十名，师资不足，只能开设小学四年级以下课程。当晚，于全兴便在这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过夜。苞谷杆铺在地上，上面再铺个床单，这就是床了。没有电，只能早睡。不知过了多久，于全兴觉得身上有动静，用手电照去，几只大老鼠正在他身上窜来窜去。

    早上，于全兴起“床”后，发现母亲们正把自家的孩子领到中洞小学，然后她们就拿着种田的工具走出了山洞。校长是个志愿者，23岁，师范毕业的，叫梁正祥。他家住在山外的镇上，每周回家一趟，要走4小时山路。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老师引领着学生们唱道：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呀露笑脸，云中太阳放光芒，放呀放光芒。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呀露笑脸，美丽花儿齐开放，齐呀齐开放。

    听着孩子们稚嫩的音声，于全兴流下了眼泪。

    因为，她们是母亲

    “我采访的地方，都这样贫穷；我拍摄的影像，都这样平凡。”于全兴沉吟着重复说，“贫穷而且平凡……”

    他拍摄过一个叫杨会的母亲。她家有0．7亩坡旮旯地，年收成苞谷150公斤、土豆600公斤，到4月就没得吃了，靠借粮生活。她最着急的，是公婆去世欠下的2000元债，还不上，就去卖血。可到了血站却卖不成。卖血需要身份证，杨会没有。办个身份证要20块钱，那是她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她办不起。

    他也拍摄过把卖血作为副业的祝贤美。卖血要到县里的血站去，她舍不得花车钱，总是一大早起身，带上一个熟土豆或者苞谷团子，走到县城去。这样到了县城便是晚上了，只能住下来。白天卖盒饭的小商铺，把摆摊用的木板一搭就是床，住一夜，3元。天亮后就去卖血，卖一次，能得60元。卖完了，再走回家。可有时抽完血头晕，只好坐车回，要花掉15元，能带回家的钱，就只剩下35元。她连续3年卖血，最少的一年，卖了4回。

    他拍摄过一天筛4吨河沙只能挣9块钱的熊昌碧。他拍摄过下了雨才能洗头的卫小爱和她的女儿。

    他拍摄过“有电，但点不起灯”的杨正莉一家。

    他拍摄过的820位母亲，大半至今尚未走出贫困。在集结这些影像、即将出版的名为《母亲》的纪实作品中，于全兴写道：

    在中国4200万贫困人口中，至少有1100万是贫困母亲。她们大多生存在石山区、深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和库区、滩区，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后，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她们当中80％以上是文盲，50％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我不敢奢望别的，我只是希望人们能够理解——

    中国母亲是贫困的最大受害者。

    她们是家庭的中心，却因贫困而家徒四壁；

    她们身为人妇，却因贫困而比男人更操劳；

    她们身为人母，却因贫困而不能乐享天伦；

    她们身处当代，却因贫困而过着原始生活；

    她们的贫困扣人心弦。

    我不敢奢望别的，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请关注母亲的贫困。请关注贫困的母亲。

    请帮助中国母亲们脱贫，请为她们尽一点心，出一份力。

    千万不要拒绝。因为，她们是母亲。

    “我要的笑容，不能是摆出来的”

    于全兴手中的摄影镜头，曾经面对一个个穷困母亲的面孔，但他更希望进入取景框中的，是一位位摆脱贫穷后的母亲们的笑脸。为此，他成为“幸福工程”的志愿者。这是一个从1995年开始的，致力于“救助贫困母亲”的行动。

    “我要的笑容，不能是摆出来的，不能是领导要她笑出来的，要发自她的内心。”于全兴说，“这装不得假。真笑假笑，一眼就能看出来！”

    每一张脱贫母亲的笑脸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王秀梅曾是云南山区八道哨村的一位贫困母亲，穷的时候，买不起一双袜子。

    后来，县里拨给她家一笔幸福工程款，1500元，资助她家办个酒作坊。刚开始，没经验，成本很高，出酒率很低，干了个赔本买卖。眼看着她的“幸福”要落空，王秀梅跑到山坳里大哭一场。哭够了，还得干。王秀梅去向有经验的人求教，渐渐找到门道。

    于全兴到她家采访时，王秀梅已经脱贫。进到屋里，看到王家两个孩子正在电视机前打游戏，锅里正煮肉食，满屋飘香。王秀梅说，以前过苦日子，过年能吃上一只猪脚就不错啦，如今就是平常日子，想吃鸡鸭鱼肉，一样吃得起。说时，她满脸是幸福的笑。于全兴手中的相机“喀嚓“一声，给她的笑容定了格。

    “你看，”于全兴指着照片上的王秀梅笑脸说，“只有这种苦尽甘来的笑容，才特别甜美。”

    张秀琴家在宁夏灵武西渠村。进入她家院子，只见到处都是稻草，一家人和雇来的两个女工正在编织机前编草帘子。编一个，挣5毛钱。

    没草编的时候，张秀琴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乡里干部到她家考察一番，决定依托“幸福工程”资助张秀琴2000元发展草编。于是，她买了台脱草机，和丈夫一道拼命干了一年，当年便还清了“幸福工程”帮扶款，见还有结余，又购买了一台草帘编织机，从此每天能打帘子100多个，家里的生活富裕多了。如今，张秀琴家有了家电，日子过得很舒心。

    这就是于全兴参与“幸福工程”，并年年往西部跑的原因。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实质内容有3个。一个是“治穷”，以“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方式扶助贫困母亲发展家庭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她们增加收入，脱贫致富，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第二个是“治愚”，扶持村一级兴办母亲学校及各类培训班，帮助贫困母亲扫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一二门致富实用技术；最后是“治病”，帮助贫困母亲检查和治疗常见妇科病，向她们提供生殖保健方面的健康援助。

    在于全兴看来，这个全国性工程要在1100万贫困母亲中实行，并不简单。“就说‘小额资助’这一项，僧多粥少，助谁不助谁，就是个难题”。

    “一般情况下，救助贫困母亲的小额贷款，每一笔也就是一两千元。”不过，虽然钱少，于全兴说：“至少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些贷款都能发放到贫困母亲们的手中，几乎没有发现官场截留的情况。而且，最让我惊讶的是，没有呆账和死账，贷款的偿还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让贫困的母亲得到幸福

    幸福工程使多少贫困母亲得到幸福？于全兴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个数字：截至2009年年底，幸福工程已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446个县（区、市）建立了项目点，投入资金6．6亿元人民币。对于全兴来说，这个数字并不枯燥，它已呈现为他镜头里的一张张母亲的笑脸。

    普定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偏西，是国家级贫困县，人均收入在150元以下的极度贫困人口有5万人。裸露的山岩上住着39岁的褚仁敏一家。她1986年嫁到婆家,一直用老式石磨推浆做豆腐，工艺落后，效率很低，一天只能做10多斤黄豆，仅够维持生活。1995年有了“幸福工程”，当年，村里干部就为褚仁敏一家争取到一笔1000元的帮扶贷款。褚仁敏买了豆腐加工机，改变了原始加工豆腐的老法子，又摸索豆腐深加工技术，把豆腐做成豆腐果、豆腐片、油炸豆腐等，到2000年，纯收入已达7000元。于全兴去采访时，见褚仁敏夫妇不但还清了帮扶款，还有了积蓄，正在盖一幢两层新房。

    “就这么多，1000元，最多2000元，只要给她们这一点帮助，许多贫困母亲就能走出贫困。”于全兴说，他对此常常感到惊奇，“这么点钱！走出贫困！她们真了不起！”

    万州一户贫困人家，女主人叫连传会，一家三口，以前为了盖房，也曾经借贷，未曾摆脱贫穷。听说“幸福工程”又能贷款，便提出要求。但“幸福工程”贷款是有规定性的，盖房子不行，得是生产性的，而且项目的前景要好。连传会便学了“反季节苹果种植”的技术，得到1500元贷款。后来她又扩展种植葡萄、草莓、中草药。这样鼓捣了3年，再盖房时，已是一座3层小楼。

    八寨村张小英家的院门正中挂着块牌子：“幸福工程养羊户”。土地贫瘠，打的粮食不够吃，有上顿没下顿。1997年，“幸福工程”贷给她1500元，张小英当天便牵回4只母羊。她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羊打草，年底产下7只羊羔。两年后她用卖羊的钱又买了一头母牛。就这样滚动扩大再生产，如今已有存栏的羊38只,牛4头，价值两万多元。

    只要有了本钱，许多贫困母亲们同样敢想敢干。

    于全兴来到水泉村的一个蔬菜暖棚时，见到的是一位正在享受丰收喜悦的女主人。她叫付莲琴，曾经也是个贫困母亲。1999年，村里帮助村民建蔬菜暖棚，每建一座，村里出5000元的钢筋，到年底偿还5300元的周转金。付莲琴想建两座，丈夫担心到年底还不上1万多元钱。

    “咱们干，不怕。”付莲琴很有信心。

    她忙前忙后，建起的暖棚够大，占地一亩。可问题来了，钢筋还差一些。付莲琴急中生智，去找“幸福工程”，申请到2000元贷款，把暖棚建了起来。此后她再次大胆地申请了1500元的籽种贷款，从此开始用暖棚生产蔬菜。

    于全兴采访她时，付莲琴刚卖完黄瓜，一棚黄瓜有1万多元收益。“现在正忙着摘辣椒呢，一棚辣椒能挣6000多元。”付莲琴掩饰不住内心喜悦。

    6月18日始，就在北京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将举办“为了母亲的微笑——幸福工程十五周年主题摄影展”，展出的照片，除了幸福工程组委会提供的资料性工作图片，都是于全兴拍摄的“母亲”照片。

    这些照片将持续展出8天。大街两侧将出现50组高二米四的展架，这些展架的每一组都有四面，每一面都有一米宽。于全兴拍摄的“母亲”们将出现在这些展架上，他估计共有90面，展出他拍摄的近300幅照片。

    这将是于全兴的“母亲”主题照片的第十四次展出。

    “我喜欢这种展出，因为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我拍摄的照片。”于全兴说：“看到了，就有好心人会关注贫困母亲们，就会有更多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他的摄影作品除了办展览，也拍卖过，有几幅拍了20万元，他全捐了。

    “每当听说又有一位贫困母亲得到救助、走出贫困，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于全兴说：“这样的主题摄影，我还会继续做下去，也盼着有更多的人一起做。”

    去年，他第21次深入贫困地区采访拍摄贫困母亲们，就利用教学职务之便，带上了他的5名学生，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他坚持十年做的这件事值不值。

    “他们都说值得。”于全兴很高兴学生们对他这个教授作出的表态：“他们愿意在毕业后，也能去做同样的事。”

    本版图片：于全兴摄

    “幸福工程”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12号2444信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邮编：100081），电话：（010）62179002，传真：（010）62173494。

    被拍摄者在看照片

    顾彩莲

    中洞小学

    马玉梅

    熊昌碧

    褚仁敏和她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