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是一个人在战斗
麦克林托克也明白，自己的行为举止有些疯狂：周末到办公室忘带钥匙，她爬上楼边的建筑物，从窗子里钻进去；学校明令禁止晚上11点后学生留在实验室，但她总鼓励学生继续干下去。
同事们也不大喜欢与她相处。这个女人思路敏捷得让人跟不上，而她又缺乏耐心，不愿跟同事解释和争辩。这让周围的人觉得麦克林托克“自以为是”。
当然，更让校方难以接受的是，每当她认为学生到其他地方更有发展前途，就会鼓励他们离开密苏里大学。
这是1940年的夏天，院长希望麦克林托克离开。一年前，这位助理教授刚刚当选美国遗传学会副主席，在生物学界名声显赫。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只能在密苏里做一名助理教授，这还有赖于朋友的帮助。
院长一年后就对自己的决定追悔莫及。他听说麦克林托克已被提名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就劝说她回来并承诺为其升职。但为时已晚，麦克林托克去了冷泉港实验室。那里被视为生命科学的圣地，她已经在那里种了一块玉米地。
传言在不久就变成了现实。1944年，麦克林托克不仅成为院士，还当选遗传学会的主席。而她那身打扮，几乎不曾改变——宽松的衬衫和裤子——这身男人一样的打扮只是为了方便在地里观察玉米。
“我从来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要结婚，我根本就感觉不到自己有这种需求。”晚年，她曾回忆道。
这个短发女人的全部需求，就是从事遗传研究。1927年，25岁的麦克林托克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便留校进行玉米的遗传研究。
女儿“奇怪的”选择和行为，一度令父母非常犯愁。几年后，忧愁的父母前往欧洲度假，在船上结识了英国遗传学家克鲁。他们这才知道小女儿从康奈尔的玉米地里，收获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此之后的10多年里，她更是成为遗传学界的中坚人物。在女人被歧视的年代里，这可以给麦克林托克带来赞扬和尊敬，却不能带来一份稳定的工作。
只有在冷泉港的玉米地里，她还可以安静地做研究。
偶尔她会和实验室的人打网球。一次与她打球的人叫谈家桢。她当时发现了玉米的“跳跃基因”，这个中国年轻人则发现了瓢虫色斑镶嵌显性现象。据说麦克林托克对谈家桢的发现极感兴趣，还向他提出了可供进一步研究探索的假说方案。
然而，在1951年冷泉港的夏季学术讨论会上，麦克林托克与人分享她的发现时，发现精心准备的演讲被台下听众漠视。很多人根本不懂她在说什么，有人窃窃私语，有人高声抱怨：“这个女人在忙些什么呢？”
这些后来被人评价为“表达准确而优雅”的论文，当时被一些遗传学家视为“发疯”之作。这个遗传学界最耀眼的女人，开始被学界主流所不解和抛弃。
只有她自己在坚持。“我知道我是对的。”麦克林托克后来回忆说。也正因为如此，在5年后的讨论会上，她又将自己的发现作了一次介绍。
这一次，换来的是比5年前更多的蔑视。委婉一点的同行称她“走到时代的前头去了”，一位著名的遗传学家则直接称她为“冷泉港闲置了多年的旧手提包”。
这也是麦克林托克一生中最孤立的时刻。有人甚至怀疑，她是否还具有对科学的洞察力。麦克林托克在此时保持了克制和沉默，不再谈论自己的发现，也很少发表文章。
而她对玉米的研究，一刻也不曾停止。直到几年后，法国科学家在细菌中也发现“跳跃基因”并获得1965年诺贝尔奖。固执的麦克林托克才再次赢来人们的赞扬。
18年后，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决定将当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81岁的麦克林托克。评委会评价她“在不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完成了研究工作”。
一个人坚持战斗的老人，此时不再觉得孤立，而是感觉“一下子被关注得太多了”。坐在一屋子记者面前，她感到“非常不自在”，抱怨说，“我一点也不喜欢出名，只想躲进实验室的一个僻静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