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学术不端请自“点名”开始
近年来，国内学术不端行为呈愈演愈烈之势，甚至一些院士级人物也陷入其中。可以说，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实行“零容忍”，已是刻不容缓。但事实上，谁都清楚，要真正做到所谓的“零容忍”，却知易行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
现成的例子是，就在这次会上，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邹晓东披露说，近三年来该校共受理学术道德问题投诉20起，其中受行政处分6起（因学术不端行为1人受开除处分）、校内通报批评4起，另有3起经查实不涉及学术道德问题。南京大学撤销两名学术不端的教授的行政职务，暂停其博士生招生资格两年——媒体谓之“自揭家丑”。不过，或许是因为“家丑不可外扬”的缘故，对这几起学术不端行为，公众仍是雾里看花，连当事人的姓名也无从知道。
一边说要“实行信息公开”，一边却遮遮掩掩，连当事人的姓名也不公开，这对“零容忍”，不啻是一种讽刺。众所周知，“不点名批评”一向是中国单位的传统，这种看似人性、包容的方式，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经过精明算计的处世策略。所谓“你好我好大家好”，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以免“山不转水转”，今后被人抓住把柄。同时，“不点名”还能降低社会影响，多少保存一些单位的面子。这也算是一种“酱缸文化”吧！
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并无国界，国际上也屡屡曝出相关丑闻，但是，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后续处理，却能反映出一国的学术生态。像美国的琳达·巴克事件，以及韩国的黄禹锡事件，虽然都涉及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人员，但美国和韩国的相关学术机构都没有采取“捂盖子”的做法，而是成立调查委员会，尽可能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反观国内，即使学术不端行为被曝光，当事人也常常拒绝作出回应；而所在单位不是置若罔闻，就是千方百计地包庇，主管单位也无意主动介入，最终事件变得悄无声息，不了了之。
这也是一种差距。正是这种差距，造成了国内学术界舞弊成风、沉疴难治的现状，一定程度上，也是学术不端行为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最近，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林毓生在谈到“汪晖事件”时说，中国学术界最近一再声言要与世界学术接轨。如果这不只是一句口号的话，我认为负责督导校内学术发展、维持学术秩序的学院院长与校长，有政治与道德的责任尽速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作出符合上述原则的决定：根据鉴定的确实证据作出停薪、停职、或撤职的决定。事实上，据笔者所知，林毓生与国内学术界关系相当密切，与汪晖本人也并非没有交往，他能抛开世俗礼见，秉持一颗学术公心站出来说话，与国内一些学者相比，真是判若云泥。
因此说，与其高调宣称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不如从每一个细节，每一道程序做起，起码不要遮遮掩掩，做到“点名批评”。这该不算苛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