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钱处方”的乌托邦寓言
被高价医疗折磨已久的社会，始终试着寻觅那些传递希望的意象。当一毛钱处方让我们久久兴奋，则注定是一场心酸的惊喜。较之动辄百千元的药费，“一毛钱”显然太过突兀。“最便宜处方”，恰如安徒生童话中那个男孩，无意间道出了药市赤裸裸的暴利。原来，廉价至此也可以治病；原来，患者当了那么久被宰的羔羊。
“一毛钱处方”无关医术，更非所谓“艺高人胆大”之产物。所谓医者，从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基于自身特殊性，医生往往被寄予更多道德期待。固有文化语境中，国人无比怀念那种“德术双馨”的“仁医”——救死扶伤之外，极具人性光辉的行医群体。而事实上，西医东渐之后，医生专业性不断强化，与之相随的是道德光环褪去。直至医改失利，卫生事业泛市场化，医生终彻底沦为“利本位下”的“职业人”。如今药价虚高，很大程度可以归因为行医者逐利冲动之盛。
职业化、道德中立的现代医生并无原罪。在西方，这群人依旧扮演着令人满意的角色。遗憾的是，国内医疗体系，始终未能建立一套完善的自我约束机制。一方面，医院自负盈亏，多以“用药”考核雇员；另一方面，行业监管缺位。医药公司自外渗透，通过“提成反馈”，利诱医生开药求多求贵。面对内外夹击，自然鲜有人“不识时务”。乖乖就范尚可分一杯羹，“固执己见”就唯坐等淘汰了。
时至今日，“一毛钱处方”横空出世，公众瞬间莫名兴奋。但，孤例永远只是“茶杯里的风暴”，唯有普遍铺开才可惠及大众。那么，此等“神奇”是否具有普适性？答案想必难言乐观。“最便宜处方”所以能诞生，乃是个人私德与医院机制的共同作用。首先，徐医生是个好同志，好到“许多患者指名要她看病”；再者，据说该医院很有觉悟——“对医生考核更注重工作量、服务质量等方面，对用药不作考核”。换作别处，未必有如此仁爱的医生和如此自觉的医院。
围观之后，还是从前的一切。药价依旧居高、医院依旧骇人。不时曝出的“仁医”与“低价药”，只具备让人惊羡与幻想的价值。不彻底完成医改，“一毛钱处方”永远是乌托邦式的反讽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