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非遗”申报走上功利路
文化部部长蔡武指出，“非遗”的传承链条正在中断：60年间，传统剧种损失了三分之一；消失的舞蹈类遗产超过20多年前统计总量的三成，其中河北、山西两省近三分之二的传统舞蹈失传。
亮家底、抢申报是每年文化遗产日的两个传统项目，但今年6月12日我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热闹中的反思意味儿却越来越浓。
“非遗”陷入物质化困局
“‘非遗’保护热潮掀起的20年，也正是‘非遗’消失最快的20年。”一位文物保护专家痛心地说，在过去20年间，我国民间小戏种从386种减少到目前的200多种。
“一些地方政府把劲儿都使到申报前，一旦申遗成功，得到国家相关部门认定后，地方政府的政绩完成了，就又是庆祝会，又是文化节的，具体的保护工作却被扔到一边。这种做法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指出，重申报、轻保护，甚至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的现象，如今在全国普遍存在。许多地方申遗成功后，将其视为广告招牌，专注于挖掘“非遗”的含金量，而非保护。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对此也感慨颇多：“一些地方的申报工作轰轰烈烈，具体保护工作却难以落到实处。这说明地方政府并不清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所在，也是缺乏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
目前，正致力于申遗的地方政府数不胜数，但客观地看，当前排队申遗的，有多少牌“打”在文化传承上，又有多少牌“打”在经济效益或地方政绩上？
冯骥才发现，进入名录的食品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多。有媒体报道说，某个凉茶上了“非遗”名录之后，利润增长了100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价值应该是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而很多食品类‘非遗’和商家利益结合得过于紧密。”冯骥才一再提醒社会注意目前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化。
“非遗”申报亟需去“功利化”
申报“非遗”，既可以提升当地的形象，又可以创造绿色GDP，因而对地方政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现有的文化遗产竞相申报“非遗”不说，甚至还会极力创造“非遗”。近年来，各地纷纷争夺名人故里，就是一个侧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地区原本很有价值的“非遗”项目却无人申报。
对此，有专家分析说，申报大热的项目，往往是工艺类、饮食类，申遗效果胜过花钱打广告，艺术类如戏曲和民间文学类的申报却往往无人问津，一来因为它们的种类较少，二来因为其物质载体不明显，难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人们热情不起来。
“申报‘非遗’，如果和政绩或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一定是过热的，而且热得不正常。”冯骥才说，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应该是政府，企业申报容易让“非遗”申报商品化，这样就会服从商业规律，而不是文化规律。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言，如果没有现代商业元素的渗入，我们很难想象某种文化遗产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与发展。但是，商业元素过度地渗入，也往往会让目的迷失在手段之中。
令冯骥才忧虑的另一个问题是“非遗”保护缺乏专家参与。冯骥才指出：“我国虽然目前有1400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其中一半都是没有专家参与管理的。这就使得很多项目的保护处于混乱无序之中。”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各地都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而我们要警惕的却是，这股热潮有可能演变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集中毁灭。”
申报成功不能一劳永逸
“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来加以匡正。”近日，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表示，要改变这种现象，首先，在申报方面要按照有关规定严格评审，进一步控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数量，完善市和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建设，形成一个更为合理的金字塔结构，把保护和传承的重点放在基层。
在王文章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很多方式，但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方式是立法保护。他表示，下一步，中国将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运用法律规范保护行为，并将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监督、退出机制，对保护不力的项目和单位予以警告和摘牌。
“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王文章说。
而“非遗”保护中的“科学”两字，也是很多文物保护专家的共识。
针对目前国内一些地方存在的“重申遗轻保护”的现象，冯骥才今年两会提案建议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设立黄牌警告与红牌除名机制，使进入“非遗”名录中的项目置于专家委员长期不间断的监督之下。
在田青看来，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把握好度，如果一味迎合市场，追求效益，无疑是自寻死路。他建议对已入选“非遗”名录的项目进行定期检查，不能让申报成功成为一劳永逸的事情。
王文章说，近年来，中央和省级财政已累计投入17.89亿元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个全国性、系统性的科学保护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推进“非遗”立法保护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本报北京6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