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存在的证据

    多年前，在一家人文社科杂志社的小图书馆，我谋得了管理员的差事，兼清洁工。整日搬着梯凳，提着水桶，操纵着刷子和抹布，在巍峨的书架间上蹿下跳。数日，积尘尽扫，我也“阅读”了十几万册书——书脊、封底和封面。书脊的内容实在丰富：题名、署名、出版机构、出版徽记。更重要的是，书脊上贴着本馆标签，记住标签上的类号，看看比邻而居的是些什么书，便可归类大概、粗知内容。小憩时，拉出目录抽屉，看着卡片回想原著，比照摸排，众多图书的面貌和地位自然清晰。并且，我少见多怪地发现，原来图书的问世和入藏，往往重合着学术发展的轨迹；原来人文社科各领域的文献结构有趋同性，都可以划分为“基本理论”、“实践过程”及“专题研究”。

    担任了编目员，我倾心于更大的“书房”，常去北京的文津街、柏林寺及国子监。我不借书。那时借书得够级别，我不够。只心满意足地坐在宽敞的大厅里，从目录柜上取下一两个抽屉，随意翻看摘记，视野在不经意间拓展。令我流连忘返的，是柏林寺的旧目录卡——纸色发黄，边角磨损，蝇头小楷，工整遒劲。前辈们誊写、编排的艺术品般的目录卡，复印下来简直可当字帖。如今检索全用电脑，它们还能存活在世上吗？

    我的另一间“书房”，便是书店。我负责采购，看各种新书预告。与海王村那些返聘上岗的老师傅聊天，如饮醇醴。我读郑振铎、谢国桢、邓云乡等人的文章，知道了董会卿、王晋卿、陈济川们，还因此偶然的机缘，曾向坐在幽暗的旧书桌前的雷梦水先生鞠过深深的一躬。

    与书皮打交道的人，断不可不知书瓤。因本职工作引发了一些幼稚的问题，我便煞有介事地“思考”起来。比如，《隋志》新立史部，是否意味着农耕文明中人们强化着对过往经验的重视？再如，《孟子》居经，而朱熹止子，与社会状况、学术环境有无直接关系？“四库”编成时，空谈性理颇受批评，汉学复张，宋学稍抑，是否影响朱熹著作的地位？又如，旧称“小学”，尊卑不明。《尔雅》、《说文》长居经部，不谓不尊；充任解经工具，又如臣仆。乾嘉考据大兴，自成格局，不为附庸。出现这种情况，既有政治高压等外部原因，也体现着学术自身的发展脉络，似不宜偏执一端。在专家看来，这些胡思乱想也许是浅薄可笑的。展卷于字行间就教于前辈学者梁启超、章太炎、钱穆，及稍后的侯外庐、杨向奎，当代的孙钦善、陈祖武、王俊义、黄爱平，庶几解惑。

    我也喜欢关于书的书，艺文经籍、文苑儒林、公私目录、书话题跋，乃至经眼录、纪事诗，看似没用，却多多益善。非功利的阅读更有乐趣，且容易有真正的精神收获。启功先生生前慨叹“读日无多慎买书”，感到时间逼仄，对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来说，空间是个问题。不过，近日我还是买了王伯祥先生的《庋木家偶识》、徐雁教授的《中国旧书业百年》和《江淮雁斋读书志》。年轻时读伯祥先生注释的《史记》选本，接受了文言文启蒙。《庋木家偶识》则在清雅的记叙中，透露出时代、政治的各种痕迹，既谈书，也论世、怀人。耄耋宿儒，幽窗秉笔，分明是文化的担当。

    工作，早已调换。不当管理员了，却与新单位图书资料部门的同事一见如故。常有年轻人诧异于老书生记忆之芜杂，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被google惯懒了。

    这里曾是我的书房，这里曾有我的生活。借用法国某作家议论“黎塞留路图书馆”的说法，这里可能是“天堂存在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