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眼
他们是距离世界杯最近又最远的人。
中国之手
这是一双指甲短到不能再短却仍藏有泥垢的女人的手。江西庐山脚下的流水线旁，这个穿着蓝马甲的女工被媒体化名为“娃娃”，她每天手握刻刀，要裁出几百块球皮。然后，每8块球皮将组合成一个重440克的足球。
这些足球天生就属于镜头，它们滚在C罗、梅西、卡卡这些大牌球星的脚下，它们成为无数球星亲吻的至尊之物。
娃娃也许并不清楚，自己和7000多名同伴手里做出来的1200万个足球，有着“普天同庆”这样一个喜庆的名字，它“每一块表皮都实现了革命性的三维立体结构，在运行线路上的精度与准确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她也很难知道，这样一个足球标价2080元，和她能挣到的最高月薪差不多。
世界是扁平的，在南非的球场上，她的汗水与这些球星的汗水混在一起。
这个离异的母亲，孩子对于她，正如梅西对于全世界球迷一样重要。世界杯对她的真正价值在于，如今，裁好一箱球皮最多能赚到2块3毛钱，而以前裁一箱只能赚8毛钱——这倒的确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每一脚踢的都是“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中国之手处于产业链的最末端。所有那些宏大的主题，距离这个普通女工，就像南非距离她的家乡一样遥远。
监狱之门
在自由与足球之间，阿瑟·克鲁克选择了足球，他更愿意做“足球的囚徒”。
原本只需轻轻抬脚，迈出那扇牢门，这个英国犯人就能获得重生——显然，这一举动比把球踢进固若金汤的球门要容易得多。
可他不，他希望监狱能多关押他几天，直到世界杯结束。因为如果按照原定时间7月5日出狱，他将无法和狱友一起收看世界杯决赛。他还跟狱友打了赌，“决赛应该会在阿根廷与巴西之间进行”。
没有足球的自由，克鲁克宁可不要。这多像欧·亨利小说《警察与赞美诗》的另一种版本，或者另一种解构。
无独有偶，远在泰国普雷姆监狱，电视上直播着世界杯，犯人们也在进行一场“世界杯”。这里关押的1000多名囚犯分属45个国籍，他们可以自行选择组队，每队拥有18名球员，人数不够的还可以挑选泰国籍球员。如电视上的一样，他们组成了“德国队”、“阿根廷队”、“法国队”，监狱就是他们的“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他们甚至有自己的“鲁尼”、“梅西”、“塞萨尔”。
高墙之内，工作人员相信，足球能够让犯人体验正常人的生活，足球有“召唤内心、召唤人性”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足球的作用一点儿也不亚于《圣经》、不亚于禁闭黑屋的惩戒。
在足球的王国里，只有球门，没有囚门。
一线之遥
世界杯球场的边线就是他的边线，线内是他的过去，线外是他剩余的将来。准确地说，这就是贝克汉姆人生的分水岭。
这是35岁小贝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就像过去12年每一次世界杯时一样，他和英格兰的队友同吃、同住、同行，可这一次，因为受伤，他最终没能在英格兰队上报给国际足联的23人参赛人员名单中占据一席。受伤的一刻，他甚至不用等队医来看，就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高喊“断了，断了”——那是他的梦想被踢断了。
此时此刻，这个让女性尖叫的亚当、商人手里的印钞机、媒体眼里的头版头条，成了同你我一样的“酱油党”，只是我们站在电视机外，他穿着笔挺的烟灰色西装站在边线外。
属于他的时代已近尾声。当下，人们津津乐道的不再是“7号的小贝”，而是“辣妹的小贝”。这一家五口正忙着举办超豪华的世界杯私人派对，媒体关心那里的无敌海景，有多少房间，几个车库。
他不再是世界杯球场上的奥德修斯，他的圆月弯刀再也不会出鞘，一代传奇就此谢幕。他留在世界球迷心中最后的画面，是4年前，那虚脱的身体，和泪湿的脸庞。
那双迷人的脚止步这条边线。再见，贝克汉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