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条主义的光荣孤立

    漫画／赵春青

    在过去尚不太远的年代，我们曾经饱受“有计划、按比例，一大二公”的经济教条主义之苦。这一套教条理论并不特别高深，但因它与权力结合，从而获得了压服其他派别理论的强势地位。

    如今，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早已被取代。虽然转轨尚未完成，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仍存在严重的计划经济遗留，其背后的主要支撑物已是难以割舍的既得利益，而不再是糊涂、僵化的思想理念。相反，日趋极端的“市场至上”、“市场万能”的新教条成为一种强势话语——正如哈耶克所说：“昨天的异端会是明天的教条。”这一套新教条没有掌握行政权力，但与旧教条一样，因为其理论上非常彻底，而呈现出某种特殊的逻辑美感；又因其描画的新乌托邦与已经破产的旧乌托邦截然对立，而具有某种天然的正当性。

    教条主义的特征，总是先对外消灭“异教徒”，而后肃清内部、纯洁队伍。就像IT行业“唯偏执狂才能生存”一样，教条主义经济理论的队伍里，也会逐渐只剩下一群最极端的信仰者。

    陈志武赞成“计划经济”，茅于轼对“无形的手”半信半疑？

    终于轮到了陈志武。中国最坚定、最执著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学者们，与陈志武教授从战友变成了论敌。

    “我爱好经济学，有三位的文章我常看，就是我博客左边的三个链接的名字，他们是张五常、薛兆丰、陈志武。”一位不知其名的网民在博客中写道。让他想不到的是，6月初这几天，他最热爱的三人中的两人——薛兆丰和陈志武——在微博上唇枪舌剑地掐了起来。

    争论的原因是：原本宣传“市场至上”极其奋进的陈志武教授，在富士康事件后表态称，“工会权、罢工权并非像张五常说得那么可怕”，“工会集体行动权利等，不仅不违背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原则，而且是契约自由权利的延伸。当企业间可以并购结盟但员工间不能结盟时，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就可能是非自由、非自愿的”。而在张五常、薛兆丰及其追随者的学术辞典里，“工会”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工人根本就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利——更不用说“劳动力集体议价”甚至“罢工”的权利了。在他们看来，把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当成“强势对弱势的博弈”，对于“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尤其对于陈志武这样的自由市场派人物也“犯下这样的常识错误”感到惊讶。

    其实陈志武也就是理论上稍多了一点点弹性，因而显得比他们稍“左”了那么一点点。他认为，“基于自由选择的交易不存在剥削”的结论成立之前提条件，是“完美市场”和“充分自由的选择”。而“完美市场”显然是不存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最痛恨的，正是这“一点点”理论上的不彻底。他们反驳说，陈志武这话符合“国情论者的一贯逻辑——因为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所以赞成行政干涉。因为干涉了，所以就更加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因此赞成继续干涉。按此逻辑推下去，就是应该回到完全的计划经济”。

    尽管陈志武教授多年来发表的几乎每一个字，都是在鼓吹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但因为他对于市场的信任还没有达到迷信的程度，所以就被如此一番逻辑推理给推到了计划经济赞成者的队伍里。

    按照在这场“陈、薛之争”中站在薛一边的人士从张维迎教授那里贩来的经济学流派划分标准，“正如以对上帝的信仰程度可以将人分为四类：完全相信从不怀疑；非常相信偶尔怀疑；半信半疑；完全不信。经济学也可以依据对‘无形的手’的相信程度划分为四类：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张维迎教授和张五常、薛兆丰师徒，以及他们的众多追随者，当然都属于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完全相信从不怀疑”的奥地利学派。事实上，在旁观者看来，陈志武也一直是这一派中的主力战将。如今他犯下的，正属于对“无形的手”“非常相信偶尔怀疑”的“错误”。

    他承认了市场有“9999能”，却仍然还差一点点没有承认“市场万能”。于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错误的观点是一连串的事，不会孤立发生。”奥地利学派的中国信徒一贯认为，只要给政府一丁点的“调控”、“干预”、“管制”之权，把任何一个领域视为“市场失灵”的公共领域，“逻辑推下去，就是应该回到完全的计划经济”。所以，对于陈志武式偶发的“计划一闪念”，必须从理论上严防死守，丝毫不能含糊。

    按照他们的标准，另一位一直被公众当做市场原教旨主义传教士的学者茅于轼先生，近期也已经从“完全相信从不怀疑”的立场上倒退，似乎变得对“无形的手”“非常相信偶尔怀疑”甚至“半信半疑”起来了。像茅老最近所说“‘福利国家’其实只适合于那些国民收入高、政府廉洁的国家”，就简直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语言。因为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福利国家”是典型的“通往奴役之路”，对所有国家都不可能适合。

    当茅老说“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把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莫须有的“仇富”传统的时候，网民骂他的很多，可学界、媒体为他辩护的也很多。如今他却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财富的分配过多偏向富人”，“最近几年出现了不少群体性的维权运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仇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等的抵制。”立场中庸了许多，骂声和掌声就都变得稀少了。

    今年3月，茅于轼主持天则经济研究所403次学术报告会，邀请薛兆丰的私淑弟子、铅笔经济研究社青年学人李子旸和邓新华演讲“奥地利学派怎么解释经济周期”。李、邓的观点很简洁、鲜明：经济危机的形成就是因为政府多印了钞票。至于解决办法，“短期来讲就是政府放任不管，只压缩自己的开支。长期来讲，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立法禁止政府干预银行自主经营，第二个办法就是恢复金本位制并废除中央银行。”

    茅于轼对此也发表了一点点温和的不同意见：“奥地利学派在逻辑上非常完美，但用于实践可能还存在困难。在19世纪政府开始干预以前，世界上已经有经济危机出现。当时的波动比较小，不是政府干预造成的，而是市场自然带来的。如果有聪明的政府进行一些干预，可能还是有好处的。”

    面对茅于轼指出的经济史事实，李子旸当场的回应简直妙不可言。他说：“奥地利学派认为逻辑是最可靠的，事实是不可靠的，因为对事实，不同的人看法也不同。对于用逻辑推导出的结果，如果他人用事实证明结果是错的，奥地利学派是不承认的。”

    这就呼应了为什么要以“对上帝的信仰程度”来类比奥地利学派对市场“完全相信从不怀疑”的立场。连事实都不能证伪的理论，平行于经验世界的规范的形而上逻辑体系，只能是一种准宗教。“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市场教条主义”这样的词组用在他们身上，可以说完全是不带任何贬义的客观描述——他们本人甚至也会当成是赞扬吧。

    奥地利学派本身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流派。它的逻辑体系是如此完美，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又如剃刀一般锋利，再加上其中隐约蕴涵着的一点冷战激情，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简直不可阻挡。读了米塞斯、哈耶克的几本书之后，尤其是读了那些中国传教士所写的格言式简本之后，那种豁然开朗，那种心明眼亮，那种真理独在我手、众生待我启蒙的快感和智力自负，是无以言喻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艾思奇写的小册子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魔力，也无非如此——虽然他们的逻辑体系是完全反向的。

    秋风和政府“不谋而合”，秦晖是“温和法西斯”？

    当对一种理论“彻底性”的追求变得近乎洁癖的时候，就该清理门户了。

    不仅仅是陈志武、茅于轼，或主动或无奈地与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拉开了距离。更早以前，曾经对薛兆丰赞不绝口，表示“我对他的几乎所有观点都表示赞同”的奥地利学派研究学者秋风，就已经成为薛兆丰及其影响下铅笔经济研究社诸学人的批判对象。

    “秋风在这几年一系列的文章中，矛头对准的总是市场里头的主体，越俎代庖地认为什么是不正义的，什么应该被禁止。”那些读着秋风翻译的巴斯夏、哈耶克著作成长起来的学界后辈批评他说，“故此，我所担心的是秋风在和政府‘不谋而合’当中，以自由和正义的名义干涉着自由，以反集权的名义走向集权。”

    排拒有多激烈，反弹往往也就会有多激烈。秋风感叹：“在中国，有这样一群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爱好者，他们似乎是投资人聘请的专业辩护士。就在讨论富士康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论辩说：富士康之外的人，比如学者，呼吁富士康提高工人工资，或者改善劳工福利，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富士康如果真的照做了，劳工反而会遭到最大损害：富士康不能盈利，关门大吉或者裁员，失业的劳工，他们连那点血汗工资也拿不到了。他们自以为高明地反问：如果该死的富士康真的死了，工人们就幸福了吗？这种声音，在劳工集体行动较为频繁或者媒体关注劳工权益的时候，总是出现。比如，很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就是据此反对《劳动合同法》的。”

    这话似乎已接近“愤青”“民粹”。一向站在秋风对立面的“新左派”经济学者杨帆、左大培等人，语言强度也无非如此。但相对其来自“同一战壕里”的论敌使用的语言，实际上秋风说的要算很温和了。铅笔经济研究社诸学人针对富士康事件发表的言论实在彪悍，如其辩友所称，尽展“那种掌握绝对真理的威猛作风”——

    “富士康是在救人而不是害人。在重重管制下、在这么重的税负下，富士康还在生存，这就是对工人、对底层百姓的巨大贡献。一家在政府这么多的干预下艰难生存的企业，居然还受到知识分子的狂热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太令人失望。”

    “富士康不仅不是血汗工厂，它还是一家伟大的企业。”

    “没有资本家，你连跳的楼都没有。”

    张五常教授本人一贯“语不惊人死不休”。富士康事件后他的发言，雷人程度比起上述弟子们毫不逊色：“大叫收入不均是哗众取宠的政治游戏。目前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实在快。”

    秋风让本学派的战友们失望，并非仅仅因为“仇富”，而且还因为他的这样一些言论，如“毫无疑问，政府和市场都会出错，也就是说，都可能失灵……因此，也许比较明智的思路，不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思考另一个问题：政府与市场两者中间，能否形成分立与制衡关系，就像政府结构设计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一样。当一个犯错的时候，另一个充当医生。政府犯错，市场（或者社会）去矫正。反过来，当市场在犯错误的时候，由政府去进行矫正”。

    他走得比茅于轼要远，比陈志武更远，已经彻底触犯了对方最尊崇的神——“市场从不失灵”！

    对方因此用秋风批评他们的话，对他反唇相讥：“有些人的头脑实在太过简单，已经简单到不能理解基本的经济学知识 ABC。”同属于自由主义阵营，比秋风更早被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当成异己势力进行清算的，是秦晖。这是当然的，因为秦晖教授多年来一直既讲“自由竞争”又讲“公平公正”，既讲“权利”又讲“福利”，而后一组概念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们所完全不接受的。

    “铅笔社诸君对秦晖不知怎么回事，总是看他不顺眼，在多个场合多次对秦晖用了很多侮辱性的话语。”在一场网络混战中，有位著名民间维权人士插话为秦晖抱不平。

    合理的解释或许是：他们自认为手里掌握的是“绝对真理”。左翼人士说他们的理论纯属谬误，他们可以不屑一顾；但若是像秦晖这样的所谓“中右”人士出来，说他们掌握的真理归真理，但只是“相对真理”，则是可忍，孰不可忍？

    秦晖最让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反感的思想主张，一曰“改革共识”（吴敬琏称为“最大公约数”，意思相同），二曰“转型正义”。所有其他思想派系的信徒，都是被我批判（或说服、启蒙）的对象，谁跟他们寻求共识？“所谓改革共识，其实是左派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政治幻觉。”而“社会正义”则是被哈耶克彻底批判过了的概念，又从哪儿冒出来什么“转型正义”？

    如果说对于陈志武和茅于轼，他们是感到失望；对于秋风，他们已经开始嘲讽；到了面对秦晖，则完全是怒斥了。

    “社会民主主义是靠不住的。作为这一路线的代表人物，秦晖也是靠不住的。”“在真正的市场派看来，他们这种超越左右派的架势，只说明一点：他们其实是被某种左的思维惯性所控制。”——最客气的说法也已是如此肃杀。

    “谁才是权势的帮凶呢？让我肯定地告诉各位，不是犬儒主义者，而是秦晖这样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这就“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了。

    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新鲜。在各国的革命史上，革命者都曾经屡屡把其“同路人”当成最危险的敌人。

    对于凯恩斯主义的莫名嫉恨，对里根、撒切尔夫人的无限怀念

    近十年来，有个奇怪的现象：主流经济学派的学者们往往自居边缘，以弱者的悲情姿态，对真正边缘的学派不间断地进行批判。

    让我们看看近期这一大堆名家文章及专访的标题：《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该对凯恩斯主义说再见了》、《用凯恩斯主义完全下错了药》、《中国不需要凯恩斯》、《别再自作聪明地摆弄凯恩斯主义》……看了这些，你会以为凯恩斯主义才是当今中国学界的“主流”、“霸权”，正雄霸学术舞台的中心。

    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凯恩斯主义真是主流的话，必定趋附者众。但你看见过有哪一位稍具知名度的中国学者，像美国的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那样，公开以“凯恩斯主义者”为荣？你又能说出哪一位稍具知名度的经济学者是目前中国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果经济自由主义真处在边缘的话，怎不见有名家帮个闲拳，写篇文章称《货币主义完全下错了药》，《中国不需要哈耶克》，《弗里德曼害了中国》，《彻底埋葬芝加哥学派》？

    除非他在学界不想混了。

    在上面提到过的天则经济研究所403次学术报告会上，邓新华也曾说起：“在中国，奥地利学派还处在边缘，很多人不仅不了解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甚至听都没听说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郑超愚教授当场纠正说：“在中国，凯恩斯并没有太大影响，反而奥地利学派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更大。哈耶克、米塞斯的思想在推进改革等问题上占据了主导地位。”“2006年是凯恩斯逝世60周年，《通论》发表70周年，当时大家对凯恩斯主义的评价其实并不高。”“除非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危机特别严重时，否则，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宣传大政府的，大家通常还是避免政府干预的。”

    在去年年底复旦大学举行的一次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学术研讨会上，更有学者述及：“近二十年来，哈耶克大概是中国知识界提及最多的国外学者的名字。如果不知道哈耶克，几乎就意味着丧失了在中国知识界发言的权利。”

    我相信，他们作为学院中人，对于中国当前基本学术生态的描述是真实可靠的。但这种描述很多人会不喜欢。本来独立高标、“众人皆醉我独醒”、“同行者唯桑丘一人耳”的局面，被一下子说破，反倒有了“媚俗”、“从众”至少是不怎么“出众”之嫌，是多么扫兴啊！

    要凸显自己的“光荣孤立”，也只能使劲把圈子画小，把理论推演向极端。所以就如某经济学爱好者所看到的：“从张五常这一系统出来的人，无论从语言风格还是从行事方式日趋怪异，标新立异得太过头了。”“比如禅宗，开始很好，后来就变成‘呵佛斥祖’的狂妄；朱熹的理学，开始很好，后来就变成道学家的虚伪。”

    如果说他们对于自己在学界的边缘感受有些矫情的话，那种放眼世界找不着“理想国”的彻骨悲凉，则是非常真实的。

    今年4月，为了纪念奥地利学派的远祖、法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巴斯夏去世160周年，“国民利益网”举办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其首篇获奖作品《让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成为常识》的作者哀叹：“18、19世纪自由主义的繁荣时代已经永远成为历史。”

    他写道：“我已经不喜欢美国，因为在这个经济陷入了危机的时代，世界无比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出信赖自由市场的表率举动，美国人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也同样不喜欢英国，因为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宪政国家如今已经蜕变得和他的欧洲兄弟们没什么两样了。在美国，已经再也看不到她的建国元勋们那一双双对大政府警惕的眼睛；在英国，已经再也听不到撒切尔夫人在议会说出的明智言语：‘我是哈耶克的热情崇拜者，我们这里一些尊贵的议员应当读读他的一些书’。本人更加不喜欢法国，因为那里是这个世界里思维混乱的左倾人士的朝圣之地，西马的老巢。现代法国除了给这个世界不断地出产思想垃圾之外，似乎别无贡献。”

    这是十足的属于乌托邦理想幻灭者的悲伤。但是，让我们从上述话语营造的感人气氛中走出来，面对真实的世界吧——美国、英法及其欧洲兄弟，虽然没有亦步亦趋地实践哈耶克的思想，不也都过得好好的吗？并非“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呀？尤其是奥地利学派最深恶痛绝地选择了“福利社会”“大政府”模式的北欧国家，竟然非但没有按照奥派的逻辑必然走向独裁专制，反而创造了世界上最廉洁、谦卑的政府，这不是给中国无比虔诚的自由教条主义者们添堵嘛？

    其实，假如我是一个握有不当的审批、管制权力，死活不愿意放手的行政官员，面对众说纷纭的各种经济学派，我倒是很愿意选择这一群自由教条主义者予以鼓励。因为物极必反，越极端的批评，就越没有杀伤力，甚至还会反伤自身。如著名自由主义学者雷颐教授所说：“当一个概念推向极端的时候，两极会相通的。”

    当弗里德曼提出连美国最声誉卓著的政府机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也应该废除的时候，当奥地利学派主张取消政府发钞权的时候，他们所有关于“小政府”的主张——包括大部分本来合理的主张——都会因骇人听闻、“荒谬绝伦”而蒙受怀疑，进而搁置勿论。

    在中国，推动市场导向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群体的崇高威望是从何时、因何事开始受损的？是在他们中某些人走向极端，不分青红皂白地为“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辩护的时候。当市场万能论者舌灿莲花，吐出一串串这类高烧40℃以上的昏话，我差不多能听到，躲在行政机关大门背后，审批爱好者们已经全体笑出声来！

    当年曾经为顾雏军的“资本运营”戏法百般辩护的学者们，肯定会被国资委视作“最可爱的人”；今天鼓吹“没有资本家，你连跳的楼都没有”的学者，也无疑会被工潮领袖们当做好朋友——不管他们自己是多么不愿意。自以为孤立、以孤立为荣的人们，实际上从不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