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制造了郭大军的噩梦
实习生 孙毛宁 本报记者 张鹏
在采访中,1983年出生的郭大军几次说:“我都三十多岁了,是家里的顶梁柱。”
我打断他说:“你才二十七岁。”他总是无奈地笑笑。
从七岁起,他就活在一场噩梦里,有过挣扎,也有过妥协,他无数次绝望,却又似乎从来没有放弃为改变命运而拼搏。他在噩梦里过早地苍老。
二十年里,或许有很多次机会,让他的噩梦结束——如果有一个政府部门可以站出来,有所作为的话。
但是这个如果,二十年都没有实现。
当母亲去县里告状的时候,年幼的郭大军以为从此不再会有人打上门来。
当母亲背着一整包告状信去省城时,郭大军心想,政府、法院、检察院、或者信访局,总会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当母亲终于决心去北京上访,郭大军想,中央的信访部门只要有人来调查,或者仅仅是出来说句话,十几年的冤屈肯定就能平反了。
一次又一次上访,一次又一次失望地无功而返。到后来,无功而返都成了奢望,他只求母亲能平安回家。
郭大军把信访比作“胡萝卜”:给拉磨的驴子眼前挂了根胡萝卜,让你看得到希望,却永远得不到,然后诱使你这辈子就这么痛苦地转下去。
他说,他只想早一天把父母从村里接出来,让他们过上“安全、平静”的生活。
是谁制造了一个青年的二十年噩梦?是那一间房子,二十亩地,还是那个二十年没有实现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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