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抑郁”未必是自杀官员的盖棺之论
与民工跳楼讨薪的社会怪现象一样，近年来官员自杀也层出不穷，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到县处级、科级，从党委政府到金融、教育、税务、公安，从跳楼、开枪、卧轨、撞墙到割腕、上吊……仅6月份就发生了几宗。
官员自杀现象愈演愈烈，官方版的“自杀原因”却越来越同质化。君不见，官员自杀之后，马上就被有关部门包上一块“精神抑郁”的裹尸布，然后再殓入写着“未发现腐败问题”的棺中，开个高规格的追悼会，给家属一点抚恤金，事情就算了啦。可是，老百姓并不容易糊弄，我们要怀疑，官员们收入不菲、衣着光鲜、动辄车马、八面风光，为何寿星公上吊——嫌命长？背后是否存在见不得人的猫腻？
官员也是人，如果工作、生活压力太大，且精神长期处于抑郁状态，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与化解，也会出问题。如汶川特大地震之后，震区多位官员相继自杀。对这类官员，公众不但不怀疑，还寄以同情。
更多的官员自杀，显然不是“精神抑郁”能够解释的。现在地方官员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个牢固的利益联盟，其中“老大”、“老二”等身份等级分明，大官保小官，小官保老板，一级保一级，盘根错节，纠结成一棵参天大树。当某位官员出问题，可能波及整个利益链条时，他就可能“被自杀”，丢卒保车，牺牲“小我”。去年11月，原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厅级委员乌小青在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里，“用棉毛裤裤腰绳成功上吊自杀”，就给社会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民航局刘亚军自杀属何种情况？他位高权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压力何来？抑郁何在？“精神抑郁”以至选择卧轨自杀，似不可信，难以服众。如果再看刘亚军任职的民般中南局近来的“非常情况”—6月9日，中南局辖区内，南方航空公司7名中高层管理人员被湖南检察院带走调查；民航系统更有多名官员、企业高管先后落马——刘亚军之死更是雾霭重重，水很浑、很深。
官员无论是何种原因自杀，有关部门都应该多问个为什么，因为其中已涉及公共利益，不能匆忙之下盖棺论定，简单一句“精神抑郁”就让所有肮脏的秘密都随之灰飞烟灭，不再追究。这样，就会中了自杀官员背后“大鳄们”的奸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邵道生就曾经呼吁，“贪官即便是自杀了也要追查到底，也要将贪污国家的财产没收、充公，不能让其家人或同盟钻法律的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