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随笔

■天行

    记得美国总统小布什上任伊始曾提出一个方案：减免遗产税。按说，那些富豪们该赶紧拥护，至少也会默不做声。但出人意料，比尔·盖茨、巴菲特、洛克菲勒家族、索罗斯等120个大牌企业家联合抵制，他们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标题为“请向我征税”。其中讲到，美国这个国家的伟大就寄托在我们有一个长久的竞争力，这种不向我们收遗产税的办法将使我们的下一代不劳而获，而我们的下一代不劳而获将使得美国的竞争力长久丧失，因此我们不能同意。

    去年，欧盟委员会想对欧洲166种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学术杂志进行评定，编一份能为欧洲科学基金参照的“核心期刊”目录，即欧洲人文学科期刊索引。不料，初选目录一经提出，立即遭到63种杂志编辑部的联名抵制。在以《处在威胁之中的杂志》为题的公开信中，编辑们写道：这份目录没有经过充分协商，只是由一些武断、不负责任的机构编制出来的。然而，伟大的学术著作可能在任何地方、以任何语言发表。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往往来自边缘、异端或名不见经传的角落，而非早已固定和格式化了的主流学术期刊上。他们强调：杂志应是多样性、不同种类和各具特色的，编制这样一个目录，将使杂志内容和读者的意见变得无关紧要，故商定除不参与这一危险和被误导的运作之外，他们还要在科学史和科学研究领域里反对和拒绝这种时尚的管理和评介。公开信最后写道：“我们恳求欧洲人文学科期刊索引将我们这些杂志的名字从目录中去除。”

    数量如此众多的集体抵制，自然使去年的欧洲人文学科期刊索引难产。就欧洲近代学术史发展来看，为那些边缘乃至异端及不合时宜的研究争得一席之地，坚决捍卫学术研究的多样性，自觉追求学术研究的多样性，是文化学术繁荣的根本原因之一。他们也格外珍惜这种权利。

    上述这两件事有一些相似，这些个著名企业家和敢于直言的编辑因为深虑，坚决拒绝了到手的名利，引人长思。

    就文化学术界来说，“核心期刊”评定之事在我们这里已行之有年矣，甚至进一步区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列入“核心期刊”的杂志和主管单位多引以为荣，在封面或封底的显要位置闪亮标明，没有列入的当然千方百计想办法要挤进，与之相应，那些无职无权的学者，评职称乃至申报课题，都被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或若干篇论文，大家忙得团团转。听说，甚至某研究生院的奖学金制度也规定，研究生的学术成果作为申请奖学金的重要依据只认定在“核心期刊”上的作品，而有些专业或研究方向只有一本核心期刊，还未出茅庐的研究生在上面发文章的概率又有多大呢？学校很功利，研究生便难免跟着浮躁。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强大驱动，就出现了若干不正之风乃至剽窃等不轨行为。但少有人从根本上反思这些行政考评的不合理性或危害，更鲜见拒绝者。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仍然面临不少艰巨的任务：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由此已引发诸多尖锐的矛盾；发展文化学术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等等，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需要主政者有高远眼光、深虑意识，为了国家民族，也为自己和后代的长远利益。作为社会不同行业或岗位上的一员，也要明白，有时舍便是得，得便是失！

    循此而行，自然有更多的人要对某些潮流或事儿大声地说“不”！文化学术界某些正在恶化的不良势头才会出现向好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