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子旗下十三年
摩托车上的泥渍还未擦净，包裹里是妻子仔细扎好的生活用品，13年来，郭刚堂总是这样一次又一次踏上漫长的寻子之路。
这个刚满40岁的山东汉子头发斑白，黝黑的脸上刻着一道又一道皱纹。他的裤兜里总藏着一张已经卷角的照片。它是儿子郭新振两岁生日时拍的，拍于被拐卖前的一天。照片上，孩子扬起红扑扑的小脸，身上穿着一件黄色的绒衣。
这张照片被郭刚堂放大，印在一张一平方米大小的白油布上，制成一面旗子。这面插在摩托车后座上的“寻子旗”，陪伴郭刚堂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方。旗子上，大大的楷体字非常显眼：“儿子，你在哪里？爸爸找你回家。”
这一次，郭刚堂花在路上的时间已经两个多月了。4月29日，他从老家——山东省聊城市开发区东城办事处李太屯村出发，开始每年一度的寻子之路。他扳着指头算：“大概每年都有七八个月，在路上”。
在一张半人高的中国地图上，这个父亲用红笔勾出这一次的路线——途经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陕西、河南。地图已经很旧了，微微发黄，上百个城市被红、黑、黄、绿各色彩笔，密密麻麻地圈出来。
那是郭刚堂走过的29个省份。行程最多的一天，他居然骑着摩托车，跑了728公里。如果按照每天路程的平均值，13年下来，郭刚堂等于沿着欧亚大陆的海岸线走了一圈。
不过，在儿子被拐卖之前，这个北方农民从未出过远门。那时，在村子里，郭刚堂是最能干的拖拉机手，他们一家是数一数二的小康人家，“有四间砖木结构的平房”。农闲时分，妻子会做一些葫芦之类的手工艺品，赚取零花钱。
可命运和这个幸福的家庭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997年一个夏日的下午，两岁的郭新振在屋外和邻居姐姐一起玩耍。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家。有村民看到，小新振被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抱走了，她的脸上长着一颗痣。
郭刚堂“像疯了一样的”找儿子。他跑到全国各大城市找，托付外地朋友找，还去报纸、电视台登广告。不到两年，郭刚堂就背上了18万元巨债。
可他依然“不甘心”。
“我是一个父亲。”这是郭刚堂的口头禅。他常常失眠，即便睡着，也会突然惊醒。他时常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只有撑开寻子旗，骑着摩托车，行走在路上时，他“才感觉到心里填进了一些东西”。
一开始，这位悲伤的父亲简直“像一只无头苍蝇”。每到一个城市、乡镇或者村庄，他就会抓住眼前的任何人，拿着照片问：“你们见过这样一个孩子吗？”
时间长了，他渐渐摸索出门道。出发前，他会专门跑到城里的网吧，翻找拐卖团伙落网的信息，或者登录公安部的网页。他用歪歪扭扭的字体，记录拐卖团伙泛滥的地区，被拐少年的主要行经路线，以及最后的落脚区域。
他打定主意，沿着这些繁杂的路线，“一年一年找下去”。
郭刚堂就像一个“独行侠”，车后座上的寻子旗随风飘扬，旗下是一堆破破烂烂的行李，冬天的毛衣、秋裤，夏天的汗衫、大裤衩，都随身带着。还有几个红色的编织袋，装着大大小小的葫芦，走到哪儿就叫卖到哪儿，这便是他生活费的来源。蓝色编织袋里是几万份寻子启事，和一些宣传资料。
有时，他会绕上很远的路。那些陌生的公路，没有路标，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摩托车常常因为引擎太热而熄火。郭刚堂只好拿着湿毛巾在摩托车的引擎上冷敷，这是他发明的土办法。爆胎、刹车损坏这些小毛病，早已难不倒他。
他不记得遇到过多少次风霜雪雨。去年夏天，郭刚堂翻越大别山。眨眼之间，山谷里刮起了狂风，雨点就和黄豆一样大，眼前看不清任何东西。他坐在悬崖下面的一块石头上，雨水刺破雨衣，淋遍全身，“就跟快要死了一样”。他至今记得，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放弃。”
对他来说，第二天总是一个新希望的开始。每天早上，他都会把寻子旗擦得干干净净。踩下油门的那一刻，他会在心里呐喊：“儿子，爸又要出发了！”
每到一个城市、乡镇或者村庄，郭刚堂都会去中心地带摆出儿子的图片。沿途，他向遇到的每一个人打听，从不放弃任何机会。有时，他跑到火车站、汽车站张贴寻人启事，然后再在城管刺耳的呵斥声中，赔着笑脸，一张一张撕下来。
2008年，他参加杭州民间组织的“寻亲大会”。会后，郭刚堂接到100多个诈骗电话。大多数电话声称：“找到你儿子了。快汇钱来，就告诉你地址。”他明知有诈，却从未肯放弃一丝希望。
为了省钱，他常常借宿在沿路的村民家里。到了城里，则会花上5块钱，滞留在通宵网吧。出了事故，摔坏手臂、膝盖，也仅仅用自备的消毒水、棉签和白毛巾处理一下。他至今头上留着一个10多厘米的大口子，那是一个村里的赤脚医生缝的。
走投无路的时候，郭刚堂曾向郑州郊区的一个饭铺老板讨过一碗冷饭吃。那一次，这个生性倔强的北方汉子第一次掉下了眼泪。
私底下，他盘算过“撞火车”，据说能拿到十几万元赔偿费，“可以还债了”。可是他一想到13年没有音信的儿子，便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真没出息！”这个父亲大声地骂自己。
他不能辜负这面寻子旗给他带来的温暖。无论是大卡车、拖拉机还是驴车，只要看到郭刚堂推着摩托车走，许多司机都会主动停下来，给他力所能及的帮助。一次，一个络腮胡子的卡车司机拍拍他的肩膀说：“兄弟，一见你这旗子，我鼻子酸得慌啊。”
他曾遇上劫道的匪徒。这伙穿着短褂子、挂着腰刀的匪徒一看到寻子旗，就默默地绕开，走了。还有一个小偷，把偷的东西悄悄塞还给他，还添了100块钱。
最让他难忘的是一个河北邯郸的老太太。这个在汽车站卖报纸的老太太一看到寻子旗上的孩子照片，就止不住哭起来。她动情地对郭刚堂说：“孩子，以后你路过邯郸，都来找我，我请你吃饭。”
这些经历，都记录在一本十六开的日记本上。一到住的地方，郭刚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日记。日记内容主要是三部分：发生了什么事情；得到什么人的帮助；关于寻找孩子，有什么新的线索和想法。不过还有一部分，却是他在沿途看到、听到的，关于其他被拐卖的孩子和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的信息。
沿途，他看到汽车站、火车站、天桥、公告栏或者电线杆，都会停下来。他小心翼翼地揭下五花八门的寻人启事，夹进自己的本子里。每到一个地方，郭刚堂都会四处打听，当地是否有被拐卖的少年，或者丢失孩子的家长。
13年来，郭刚堂至少帮助9个被拐孩子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可他却从不敢亲自送这些孩子回家。他更不敢接通这些家庭的电话。因为，他害怕想起自己的儿子，更害怕突然间失去寻找儿子的勇气。
今年6月的一个下午，郭刚堂抵达郑州，他和公益团体“宝贝回家”的一些志愿者一起，在市中心广场做宣传活动。“宝贝回家”是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帮助受害家长寻找被拐卖的孩子。
郭刚堂摊开一张将近100米长的横幅，上面是一些走失与被拐儿童的照片。横幅是他亲手制作的，被拐儿童的照片、资料则是他13年来在沿途收集的。
这个原本木讷的汉子忽然变得口若悬河。他举起高音喇叭，向围观的人群介绍这些孩子的基本情况，这个苍老的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我找我的孩子用了13年。为人父母太不容易，请大家帮助这些宝贝回家！”
“宝贝回家”的一名志愿者私下叹息，孩子被拐超过3年，找到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何况，已经13年！
但郭刚堂从未想过放弃。他坚持吃一种叫做“福满多”的方便面，8毛钱一包，“名字吉利，还便宜”。他甚至买了一个坚固耐用的军用水壶，可以泡面，还可以舀水，更重要的是“能打持久战”。
其实，他早已有了一个小儿子，读小学六年级。从小，他就指着寻子旗上的郭新振，告诉小儿子：“这是你哥哥。”他试图让小儿子同他一起，把“寻找哥哥”当成人生里最大的课题。他甚至带着小儿子，去天津塘沽、江西九江，亲自寻找大儿子的踪迹。
如今，这位父亲开始感到内疚，“小儿子应该有自己的人生”。他答应小儿子，在6月26日前赶回家，那一天，小儿子将参加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他比着手势说：“小儿子有这么高了！”
而在郭刚堂的记忆里，大儿子郭新振却永远停留在寻子旗上两岁的样子。13年来，在无数个漆黑的深夜里，他躺在江南农村的竹席上，或者陕西乡下的土炕上，用手在空气里比画着，想象着郭新振长大后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