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摸索着种花生 只为给我榨花生油

    2010年林风谦（中）和张晓（右）张宏（左）在一起 陈春阳摄

    2002年,双胞胎兄弟穿上莱州市文峰中学的新校服 林风谦供图

    这段时间来，不管是媒体记者还是身边朋友，说起这事，都觉得我是个救助者、施舍者。认为我为他们付出了很多，对这个家庭是单向的给予。

    平心而论，十年来，他们也给予了我很多，比起我所付出的，他们回报我的甚至更多更多，只不过，他们给予我的，是精神上的。对于我，这更珍贵。

    如果说，有一种境界是送人玫瑰后的手中余香，那么，肯定有一种收获是在付出后的心灵回声。

    记不得从哪年开始，大哥（林风谦称张晓、张宏的父亲张国强为大哥，母亲胡春花为姐——编者注）家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结了果子似乎就是专门留给我的，孩子们从来不动。在他们看来，那是他们家里对于我唯一的稀罕物。有一年，因工作忙，学费晚送了一些日子，赶到家里，他们拿出石榴后，说孩子时常数着石榴盼我来，我看到有几个石榴已开始变坏了。拿着石榴，心里沉甸甸的，在我看来，我捧着的，不是几个平常的石榴，而是一家人对我的一片心。比起我的用心，他们回馈我的，其实还要真诚。

    也记不得从哪一年起，大哥一家开始种起了花生，种花生的目的是为了给我榨花生油。他说，眼睛看不见，种出的花生不如别人家的好，但榨出来的花生油却是很好的，比起城里卖的，吃起来要放心得多。每次带油往回走的路上，我眼前都会浮现出一对盲人在地里摸索着浇地拔草的影子，就觉得那油有别样的分量。

    有一幕事隔九年仍记忆犹新。2001年5月,我去莱州，悄悄走进大哥家小院，听到脚步声，正在屋檐下乘凉的大哥侧过耳朵，我又向前走了两步，他张口说道：小林，是你来了吗？我很惊奇，从2000年7月采访完后，我们有10个月没见面了，去之前也没有联系，他却从脚步声中听出是我。

    当时的我除了快乐，还有些许感动。其实这十年，我也曾问过自己：怎么会对一个与自己毫无瓜葛的家庭这样坚守？有很多理由，但我知道，他们一家人在精神上给我的回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十年间我22次去莱州，大多自己坐车，每次去要倒三次车。先是坐车到青岛长途汽车站，再坐3个小时的长途车到莱州，然后转车到公交车站，再倒15路车完成最后半小时车程。下车后，步行20分钟才能走进他们三面环山的村子。每次去，早晨6点出门，中午才能到达。有一次遇到修路，车子在山中绕来绕去，我晕车下去吐了两次。

    当我下午3点多走上那条进山的路时，早饭和午饭都还没有吃。但走在那条路上时，想想就要见到他们一家人兴高采烈的样子，却是心情十分愉快，我甚至是唱着歌走去的。

    有朋友不解，你每次去是送钱送物，他们的贫困似乎无法带给你什么回报，你怎么还能快乐前去？但每次我带着朋友去过后，他们都不再有这样的疑问。在学校，会听到学校领导和老师对孩子的夸奖称赞；在山村里，能看到一家人纯朴的笑容和真诚的欢迎。朋友们能感受到我得到的那种快乐。

    其实说不清从哪一天起，去莱州大哥家，我感觉已不再是去扶困助学，更多的时候，像是去串门走亲戚。想想孩子们见到我那种期盼的目光，想想大家一起开心的样子，似乎所有的苦和累都不算什么了。

    感情的融合需要心与心的交流，我在捧着一颗心去的时候，他们也捧着一颗心待我，这种爱的回声带给我无限的快乐。

    每次去，大哥夫妻迎上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看看”我胖了瘦了，手是他们感应世界的眼睛，大哥会从上到下把我摸一遍，姐在一旁着急地问：快说，小林是胖了瘦了？这种浓浓的情谊，让人感到一种温暖。

    2005年，两个孩子来青岛，我带着我父母和他俩一起去爬崂山，在半山腰时我走到了前面，一回头，看到两个孩子，一个扶着我的母亲，一个牵着我父亲的手，温馨的画面让人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动。

    就那次，孩子们要了我父母的照片。再去他们家时，发现我父母的照片已镶入他们家墙上的固定相框里。我知道，在农村，进这镜框的都是家人。他们用一种令我感动的方式，让我感受了那种被接纳的快乐。

    记得认识之初，采访时正赶上他们吃晚饭，在蚊蝇乱飞的小旅馆里，黄瓜蘸酱油和白面馒头是他们很好的伙食了，一家人拉住我说什么也要让我吃个馒头。盛情难却，但看到馒头上落满了苍蝇，我顺手准备将馒头皮剥掉。这时我看到两个孩子手拿没剥皮的馒头看着我，于是我强忍着吃下了那个馒头。

    这样的付出收获着更多的快乐，两个孩子从小对我就特别信任，一些悄悄话、小秘密也会偷偷告诉我。这个时候，我会觉得非常开心。

    除了快乐，还有很多的是感动。

    一次与大哥在家中炕头喝酒，我不胜酒力，碰了杯却没有干，把喝了一半的啤酒悄悄放在了桌上。大哥笑了说：怎么不喝完，干了吧。我很吃惊，看着他问：你怎知道？他说：听出来的。顿了一会儿，他似乎一字一句说道：兄弟，别看我眼睛瞎了，可我看人准着呢，你是个好人，我用心看着你呢。

    我当时很受触动，从小到大，受过很多奖励，得过不少荣誉，但这句评价，却是自己最为看重的。

    晚上，我们脚对脚睡在炕上，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农村老汉身上脚上的气味，耳朵里则是他的鼾声。久居城市的我有些不太适应这样的环境，有时自己也会奇怪地想，自己怎么就会睡到这偏僻山村中的土炕上啊。也许正如毛泽东在读书笔记中说的：舍己为人是精神上的利己。在帮助他们一家的同时，我也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回报。

    最困难的2006年，我母亲患重病、一同资助的朋友经济出现困难退出了，再三犹豫之后，我选择了坚守。除部队教育影响、家人支持之外，我无法回避的是他们对我的那份期盼和信赖。

    也就在那年，胡春花大姐去世。在农村，报丧是件十分严肃的事。电话中大哥悲痛中带着犹豫，说：知道这种事的电话是不应该随便打的，家里孩子们也都商量过了，说一定要给你报一报，因为家里都觉得你是我们家的人了。电话这头，我除了泪流满面的伤痛之外，也感到了一种被信任被接纳的充实和责任。

    2008年有一段时间，我因为方方面面的一些事感到很困惑，一时情绪很低落，身边有很多朋友开导帮助我，但没有多大效果。

    那年送学费时我见到了大哥，还是在他家炕头上，我与他摆菜摆酒聊起了天，说着说着我想起了自己遇到的困惑。也许是多年交往的信任和理解，我把自己的困惑和自己认为的委屈一古脑儿倾诉给了他，他静静听着，我说完后，他告诉我：你说的，我在农村里也不懂，但你知道我一直有个什么念头吗？有时我就那么想，老天爷要是能让我睁开眼，亲眼瞅瞅我这两个孩子，哪怕一分钟，我死也愿意啊！兄弟，比比我，你现在多好啊，能有什么难的啊！

    几句话，让我豁然开朗。那次从山村离开时，我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我没想到，打开我心结的，竟然是一位盲人。

    与大哥一家交往的十年，在送去钱物的同时，我也时常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事做事。我想，资助不应该是简单的帮助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更重要的是培养对方发展的潜力。孩子们自卑内向，在开导他们的同时，我带他们到青岛旅游，给他们零花钱，鼓励他们看课外知识书等，让他们坦然面对生活和未来，帮助他们树立自信。

    当我们双方的心贴在一起时，结下了这份超越血缘的情感后，我觉得那两个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想让他们完美完美再完美。孩子学业压力大时，我打电话给他们减压，写信偶尔提要求，也用“咱们”这样的字眼提出，绝不说“你们”怎样怎样。我很盼望他们能考上好大学，但到了后期，我觉得考上大学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只希望两个孩子能快乐、健康、向上，做一个自信、自立的人就行了。

    随着感情的加深，一些事情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最初报道大哥家的事情时，我用了“卖唱”的字眼。现在，在报上看到关于他们卖唱的说法，我的心会发紧，像在说自己的家人，有种不愿面对的感觉。近日，我看到有的网站在转载报道时用到“行乞”的字眼，心里就更不舒服了，还专门打电话去催着让改过来。

    去年高考成绩出来，小哥俩给我打来电话报喜。听到喜讯后，我激动地连声说：谢谢！谢谢！孩子在电话那头一头雾水说：应该是我们说谢谢啊。

    现在想想，确实应该向两个孩子道一声谢谢，向大哥及去世的姐道一声谢谢！你们用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对我质朴的真爱，让我收获了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