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摸索着种花生 只为给我榨花生油
2010年林风谦(中)和张晓(右)张宏(左)在一起 陈春阳摄
2002年,双胞胎兄弟穿上莱州市文峰中学的新校服 林风谦供图
这段时间来,不管是媒体记者还是身边朋友,说起这事,都觉得我是个救助者、施舍者。认为我为他们付出了很多,对这个家庭是单向的给予。
平心而论,十年来,他们也给予了我很多,比起我所付出的,他们回报我的甚至更多更多,只不过,他们给予我的,是精神上的。对于我,这更珍贵。
如果说,有一种境界是送人玫瑰后的手中余香,那么,肯定有一种收获是在付出后的心灵回声。
记不得从哪年开始,大哥(林风谦称张晓、张宏的父亲张国强为大哥,母亲胡春花为姐——编者注)家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结了果子似乎就是专门留给我的,孩子们从来不动。在他们看来,那是他们家里对于我唯一的稀罕物。有一年,因工作忙,学费晚送了一些日子,赶到家里,他们拿出石榴后,说孩子时常数着石榴盼我来,我看到有几个石榴已开始变坏了。拿着石榴,心里沉甸甸的,在我看来,我捧着的,不是几个平常的石榴,而是一家人对我的一片心。比起我的用心,他们回馈我的,其实还要真诚。
也记不得从哪一年起,大哥一家开始种起了花生,种花生的目的是为了给我榨花生油。他说,眼睛看不见,种出的花生不如别人家的好,但榨出来的花生油却是很好的,比起城里卖的,吃起来要放心得多。每次带油往回走的路上,我眼前都会浮现出一对盲人在地里摸索着浇地拔草的影子,就觉得那油有别样的分量。
有一幕事隔九年仍记忆犹新。2001年5月,我去莱州,悄悄走进大哥家小院,听到脚步声,正在屋檐下乘凉的大哥侧过耳朵,我又向前走了两步,他张口说道:小林,是你来了吗?我很惊奇,从2000年7月采访完后,我们有10个月没见面了,去之前也没有联系,他却从脚步声中听出是我。
当时的我除了快乐,还有些许感动。其实这十年,我也曾问过自己:怎么会对一个与自己毫无瓜葛的家庭这样坚守?有很多理由,但我知道,他们一家人在精神上给我的回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十年间我22次去莱州,大多自己坐车,每次去要倒三次车。先是坐车到青岛长途汽车站,再坐3个小时的长途车到莱州,然后转车到公交车站,再倒15路车完成最后半小时车程。下车后,步行20分钟才能走进他们三面环山的村子。每次去,早晨6点出门,中午才能到达。有一次遇到修路,车子在山中绕来绕去,我晕车下去吐了两次。
当我下午3点多走上那条进山的路时,早饭和午饭都还没有吃。但走在那条路上时,想想就要见到他们一家人兴高采烈的样子,却是心情十分愉快,我甚至是唱着歌走去的。
有朋友不解,你每次去是送钱送物,他们的贫困似乎无法带给你什么回报,你怎么还能快乐前去?但每次我带着朋友去过后,他们都不再有这样的疑问。在学校,会听到学校领导和老师对孩子的夸奖称赞;在山村里,能看到一家人纯朴的笑容和真诚的欢迎。朋友们能感受到我得到的那种快乐。
其实说不清从哪一天起,去莱州大哥家,我感觉已不再是去扶困助学,更多的时候,像是去串门走亲戚。想想孩子们见到我那种期盼的目光,想想大家一起开心的样子,似乎所有的苦和累都不算什么了。
感情的融合需要心与心的交流,我在捧着一颗心去的时候,他们也捧着一颗心待我,这种爱的回声带给我无限的快乐。
每次去,大哥夫妻迎上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看看”我胖了瘦了,手是他们感应世界的眼睛,大哥会从上到下把我摸一遍,姐在一旁着急地问:快说,小林是胖了瘦了?这种浓浓的情谊,让人感到一种温暖。
2005年,两个孩子来青岛,我带着我父母和他俩一起去爬崂山,在半山腰时我走到了前面,一回头,看到两个孩子,一个扶着我的母亲,一个牵着我父亲的手,温馨的画面让人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动。
就那次,孩子们要了我父母的照片。再去他们家时,发现我父母的照片已镶入他们家墙上的固定相框里。我知道,在农村,进这镜框的都是家人。他们用一种令我感动的方式,让我感受了那种被接纳的快乐。
记得认识之初,采访时正赶上他们吃晚饭,在蚊蝇乱飞的小旅馆里,黄瓜蘸酱油和白面馒头是他们很好的伙食了,一家人拉住我说什么也要让我吃个馒头。盛情难却,但看到馒头上落满了苍蝇,我顺手准备将馒头皮剥掉。这时我看到两个孩子手拿没剥皮的馒头看着我,于是我强忍着吃下了那个馒头。
这样的付出收获着更多的快乐,两个孩子从小对我就特别信任,一些悄悄话、小秘密也会偷偷告诉我。这个时候,我会觉得非常开心。
除了快乐,还有很多的是感动。
一次与大哥在家中炕头喝酒,我不胜酒力,碰了杯却没有干,把喝了一半的啤酒悄悄放在了桌上。大哥笑了说:怎么不喝完,干了吧。我很吃惊,看着他问:你怎知道?他说:听出来的。顿了一会儿,他似乎一字一句说道:兄弟,别看我眼睛瞎了,可我看人准着呢,你是个好人,我用心看着你呢。
我当时很受触动,从小到大,受过很多奖励,得过不少荣誉,但这句评价,却是自己最为看重的。
晚上,我们脚对脚睡在炕上,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农村老汉身上脚上的气味,耳朵里则是他的鼾声。久居城市的我有些不太适应这样的环境,有时自己也会奇怪地想,自己怎么就会睡到这偏僻山村中的土炕上啊。也许正如毛泽东在读书笔记中说的:舍己为人是精神上的利己。在帮助他们一家的同时,我也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回报。
最困难的2006年,我母亲患重病、一同资助的朋友经济出现困难退出了,再三犹豫之后,我选择了坚守。除部队教育影响、家人支持之外,我无法回避的是他们对我的那份期盼和信赖。
也就在那年,胡春花大姐去世。在农村,报丧是件十分严肃的事。电话中大哥悲痛中带着犹豫,说:知道这种事的电话是不应该随便打的,家里孩子们也都商量过了,说一定要给你报一报,因为家里都觉得你是我们家的人了。电话这头,我除了泪流满面的伤痛之外,也感到了一种被信任被接纳的充实和责任。
2008年有一段时间,我因为方方面面的一些事感到很困惑,一时情绪很低落,身边有很多朋友开导帮助我,但没有多大效果。
那年送学费时我见到了大哥,还是在他家炕头上,我与他摆菜摆酒聊起了天,说着说着我想起了自己遇到的困惑。也许是多年交往的信任和理解,我把自己的困惑和自己认为的委屈一古脑儿倾诉给了他,他静静听着,我说完后,他告诉我:你说的,我在农村里也不懂,但你知道我一直有个什么念头吗?有时我就那么想,老天爷要是能让我睁开眼,亲眼瞅瞅我这两个孩子,哪怕一分钟,我死也愿意啊!兄弟,比比我,你现在多好啊,能有什么难的啊!
几句话,让我豁然开朗。那次从山村离开时,我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我没想到,打开我心结的,竟然是一位盲人。
与大哥一家交往的十年,在送去钱物的同时,我也时常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事做事。我想,资助不应该是简单的帮助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更重要的是培养对方发展的潜力。孩子们自卑内向,在开导他们的同时,我带他们到青岛旅游,给他们零花钱,鼓励他们看课外知识书等,让他们坦然面对生活和未来,帮助他们树立自信。
当我们双方的心贴在一起时,结下了这份超越血缘的情感后,我觉得那两个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想让他们完美完美再完美。孩子学业压力大时,我打电话给他们减压,写信偶尔提要求,也用“咱们”这样的字眼提出,绝不说“你们”怎样怎样。我很盼望他们能考上好大学,但到了后期,我觉得考上大学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只希望两个孩子能快乐、健康、向上,做一个自信、自立的人就行了。
随着感情的加深,一些事情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最初报道大哥家的事情时,我用了“卖唱”的字眼。现在,在报上看到关于他们卖唱的说法,我的心会发紧,像在说自己的家人,有种不愿面对的感觉。近日,我看到有的网站在转载报道时用到“行乞”的字眼,心里就更不舒服了,还专门打电话去催着让改过来。
去年高考成绩出来,小哥俩给我打来电话报喜。听到喜讯后,我激动地连声说:谢谢!谢谢!孩子在电话那头一头雾水说:应该是我们说谢谢啊。
现在想想,确实应该向两个孩子道一声谢谢,向大哥及去世的姐道一声谢谢!你们用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对我质朴的真爱,让我收获了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