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进时间芯片的记忆

    世博青年周伊顿公学指挥大师Jack Rozman与陈歌辛之子“梁祝”曲作者陈钢拥抱。

    世博会注册大学生记者 周星宜摄

    “与世界对话”活动上加拿大环保专家Thor Boe与大学生交流。

    周星宜摄

    美国青年戴夫：

    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本报记者 张国

    尽管来自当今世界头号富国，戴夫·齐索姆是个不敢使用信用卡的年轻人。

    “刷信用卡，很容易就会失去控制。”29岁、戴着黑框眼镜的戴夫对记者亮了亮手上的婚戒，“你看，我结婚了，我也要养家糊口。”

    戴夫刚从美国犹他大学音乐学院取得“爵士乐研究”的硕士学位，作为该校爵士乐团的小号手，今年7月他受邀在上海世博会青年周期间演出。他出版过自己的唱片和漫画书，在著名音乐刊物《第一拍》第32届“学生音乐奖”评选中，获评为大学生里最好的两个爵士乐独奏家之一——艺术领域里，戴夫绝对不是一个落后于潮流的人。

    现实生活中，他也没有错过属于这个年纪的任何一拨潮流。除了严格控制消费欲望以避免沦为信用卡公司的“卡奴”，戴夫还担心自己成为“房奴”。这也是两个在中国年轻人中流行的热词。

    他和妻子住在一套租来的公寓里，一个地上堆着乐谱的住处，“只有两个卧室”。“电视机只有这么大。”他一边说着，一边比画出一个小盒子的形状，“而且没有有线电视。”他的财产还包括一辆汽车，二手的。

    戴夫在父母家住到26岁才搬出去。他认为，这是个不小的年龄，一些人也许会以为他是“啃老族”。

    通常而言，婚后的戴夫不会得到父母或者岳父母的财力支持，除非大事发生，“比如我的车被偷了，或者我生了一场大病。”

    戴夫从5岁那年开始拉小提琴。他热爱这种乐器，直到后来他发现自己与小号之间更能产生共鸣，那是一种奇妙的心有灵犀的感觉。

    从犹他州立大学毕业之前，戴夫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里度过。2009年年底，他试着投出个人简历，申请一所大学音乐教师的职位。他获得了面试的机会，但最后被拒绝了。这仅有的一次求职让戴夫“突然觉得来到了现实世界”。

    不过戴夫也看到了乐观的一面。他说，自己头一次找工作就进入了面试，要知道那可是一所大学的教职，而他当时连硕士帽都没戴上。

    随后，他申请攻读博士学位。今年秋天，戴夫·齐索姆就将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音乐学府——罗切斯特大学伊斯曼音乐学院的博士生。

    为了继续自己的音乐梦想，他必须面对现实。他找了两份兼职，一份是私人音乐教师，另一份是在犹他大学医院做接线员。“那不是职业，是工作而已。它让我支付账单，有能力去追求音乐。”他说。

    上个月，戴夫出版了自己作曲并演奏的第一张唱片《放射性》。他在个人网站上出售这张唱片，以及自己创作的一本262页的漫画书《让我们去犹他》。见到中国传统书画作品后，他竭尽全力才克制住去买一些中国传统画笔的冲动—在他看来，那种画笔能为他的荒诞漫画艺术“添加一点历史”。

    “在犹他，1892年的东西就觉得很老了；但上海博物馆里有公元前5000年的玉雕！”

    这是戴夫第一次到中国来。他把上海世博会的演出视为那种“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而没能在青年周开幕式上献艺，是他此行唯一的遗憾。

    作为一个不常旅行的人，他在上海感到了孤单。“上海太大了。”他以一个美国人的方式作着比较：犹他州的人口有300万，休斯顿市有500万，德克萨斯州有2500万，上海一个城市就有 1900万。

    他形容，那些数不清的摩天大楼好像一排排的牙齿，连起一张巨大的鲨鱼嘴——这个城市让自己产生一种感觉：一不小心，就会被大嘴吞进去。

    “中国的程序跟我们那里大不一样。”他说，“这里好像没有犯错的空间。每个人都在看表，像纽约一样。”

    以前，戴夫对于“中国”的了解不超过3个词语，“大”、“人多”和“共产主义”。亲身体验以后，他觉得这里的人和自己没有太大差别。

    戴夫在一家茶楼里遇见一个英语流利的中国年轻人，他们聊得十分投机。这个热心的年轻人还带他去吃了饺子和锅贴。“他让我更加相信，哪儿的人都一样。”

    工作不好找，信用卡不敢刷，房子买不起，戴夫与他的中国同龄人之间有很多话题可以聊。他是美国电视剧《迷失》的忠实观众，而这部剧集在亚洲也吸引了众多年轻人。

    很多人因为生活的艰难而对家庭、学校或者政府发牢骚，但戴夫说，哪儿的人都会有怨言，人们埋怨着，同时热爱着自己的国家。

    戴夫坚持在个人网站上记录自己每天的经历，关于一根好吃的冰棒，或是关于同台演出的英国牛津大学大乐团那些保守派曲目。这种絮絮叨叨的交流方式，中国的年轻网民也格外喜欢。有人给他留言：“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小号手。”

    回到美国后，他计划把自己的唱片寄给一些在中国结识的朋友，以感谢他们的好客。

    他说：“我不想讨论资本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吃的饭不同，听的音乐不同，但我们都想被人注意、受人尊重、追求快乐。如果你打我一拳，我会对你有意见；但如果只是肤色不同，我不会存有偏见。”

    德国青年纳迪恩：

    没有自由等于失去一切

    本报记者 刘坤喆

    17岁的纳迪恩·格拉吉斯，是德国汉诺威歌德高级文理中学12年级的学生。当记者在世博会德国馆外见到她时，褐发、碧眼、圆脸的她，正兴致勃勃地用英语和一名中国高中生交谈着什么。

    花木兰，是纳迪恩最喜爱的中国公众人物。借助那部美国迪斯尼制作的动画片，很多西方人认识了“木兰”这个中国女孩，“她现在已成为很多德国女孩最爱不释手的卡通人物。”

    但第一次来中国的纳迪恩对这个国家的了解还很浅，他以为super－junior成员都是中国人，但其实这是一个韩国流行组合。

    纳迪恩认为，“中国制造”最能描述她心目中的中国，因为“在德国的商店里，要找一件不是中国制造的商品非常难，尤其是衣服、鞋这一类，即使是像耐克、阿迪达斯这样的名牌，也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在她看来，中国年轻人的“开放度”和“个性”都比较“弱”。因为，她觉得中国的学生不喜欢和还不怎么熟识的人分享自己的个人生活、经历、感受，“也许他们太害羞了”；此外，和德国学生相比，“中国年轻人的个性不够强，每个人的特点不够鲜明。不过，中国学生竞争意识强，都很努力地学习，似乎每个人都想当好学生”。

    提起代际差别，1993年出生的纳迪恩觉得，“我们和他们没什么不一样”，“也许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可以更充分地享受生活，而稍年长一些的人就要担负一些责任，开始品味生活赋予的烦恼了，但这是非常正常的。”

    在她看来，自由比什么都重要，比金钱和工作都重要很多倍：“我们德国人把自由看得很重很重，我们非常不愿失去自由，没有了自由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纳迪恩觉得，不管是德国，还是德国所在的欧盟，都不能成为10年后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因为德国或欧洲本身拥有的资源很有限，大部分能源都要依赖进口，从长远看，这并不占优势。”年轻的她谈起国际问题来头头是道。她认为，中国或美国也未必会在10年后拥有最强影响力，而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俄罗斯最有可能扮演这一角色，因为能源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赞比亚青年埃里奥特：

    和中国游客“还价”

    本报记者 王烨捷

    “来来来，喜欢就试一下，没有关系，不要钱。”7月9日，非洲联合馆内的非洲大集市上，赞比亚商人埃里奥特席地而坐，用熟练的中文叫卖，这其实是他唯一会说的一句中文。听到熟悉的国语，很多游客在赞比亚馆的摊位前驻足，开始询问价钱。

    埃里奥特手中紧紧攥着一张中文价格表，上面罗列着一连串中文数字，10元、20元、50元、150元等。每当有人询价，他就会指着价格表上的某个数字告诉对方。

    “这个价钱卖不卖？”很多人会在埃里奥特的价格表上指来指去，跟他“砍价”，他很了解中国客人的脾气，每次总会给些“小恩小惠”，差价最多不超过30元。

    这就像是在北京的秀水街，所不同的是，讨价还价的对象变了。“客人都喜欢还价，不给点甜头他们不买。”这天上午，埃里奥特已经卖出20条手工贝壳项链，售价在150元至230元不等。

    在赞比亚，埃里奥特经营着一家手工饰品工厂，也有自己的专卖店。尽管有很多中国朋友在非洲跟他做生意，但他却是第一次来中国，“上海城市建设很发达，很多高楼，很漂亮，游客的消费能力也很强。”他介绍，赞比亚总共来了3个商家在世博园区摆摊，分别售卖首饰、工艺品和服饰，“我们向主办方申请，付了一些租金摆摊。”

    新西兰青年苏珊娜：

    唱歌比工作更重要

    实习生 刘广涛 本报记者 蔡梦吟

    7月7日下午，世博中心红厅，“新西兰青年合唱团”为上千名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唱。而这些天籁之音的主人，不仅有音乐学院的学生，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非科班唱将”。苏珊娜·佩蒂，就是其中之一。

    很难想象，这个在台上动情演绎着各种经典曲目，包括中国歌曲《阿里郎》的新西兰美女，是某公司洗涤品环保技术的研发人员。苏珊娜每星期都会花一天时间参加排练，用她的话说，“虽然合唱与工作无关，但对我而言这甚至比工作更重要，只有兴趣能让我快乐，也只有兴趣能让歌声美好。”

    这次来世博会演出，是苏珊娜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她的眼里，上海“现代得有点儿出人意料”，其发达程度不输给任何一个世界大都市。但可惜的是，代表上海悠久历史的建筑却没有她想象中的多。她说：“在新西兰，城市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可同时也很注重历史遗迹的保护。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如果能把历史与现代融合在一起，那么上海会更有魅力。不过我相信下次我来上海演出的时候，上海会更美的！”

    在歌声中走遍世界、观察世界，这让苏珊娜很幸福。“虽然唱歌占据了我很多时间，但如果既能做我喜欢的事，又能去各地演出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合唱团里，有学机械的，有学法律的，各种背景的人走到一起，原因就是共同的兴趣。虽然很辛苦，但因为喜欢，所以开心。”

    英国青年大卫：

    房子和结婚是两回事

    本报记者 刘坤喆  

    大卫·泰勒已经在牛津大学大乐团当了4年的低音长号手，但他却从未在牛津大学上过一天课。他告诉记者，他们乐团里大约有4／5的成员来自牛津大学，其余的都是像他这样的“外援”。他是个土生土长的牛津人，讲着一口典型的英格兰英语。“在这个小城里，人们都彼此熟识，所以就有人把我推荐给了牛津大学的大乐团。”

    大卫本科在华威大学读数学，现在则是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物理学在职研究生，同时也是一家聚变实验室的科学家。现年30岁的大卫，从13岁起开始学习低音长号，现在还每周练习大约10小时。大卫的教育背景似乎和音乐一点儿都不沾边，可他却认为，“科学家和音乐家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都需要严格的训练、缜密的思维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大卫，是来上海参加世博会青年周演出的。在中国，他平生第一次听说“90后”、“80后”、“70后”的概念，感到非常陌生。他说，“我出生在1979年，说起来也算‘70后’了，可在英国，人们似乎并不觉得这几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之间有什么大的区别。”想了一会儿以后，大卫又说：“或许因为‘90后’生长在互联网、搜索引擎、电子邮件盛行的时代，所以他们大脑的记忆能力可能会比我们‘70后’有所下降。‘90后’生活或学习中所需要的信息已不再需要用大脑来记忆，而是可以从维基百科这样的搜索引擎上轻易得到，因此他们使用和锻炼自己大脑的机会减少了。”不过总体而言，大卫依然觉得“我们没什么太大的不同”。

    当听说有些中国年轻人“因为没有买房就推迟结婚”时，大卫感到不解：“在英国，有没有房和结不结婚是完全没有关联的事，人们根本不会把买房、租房这类因素考虑进‘是否该结婚’这样的问题。即使没买房，该结婚的年轻人还是会结婚。”

    说起买房，大卫聊起了自己的居住经历：“我本科刚毕业时，没什么钱，就和父亲住在一起，但我付给他房租。3年后，我搬了出来，自己租了房子。2007年，我贷款买了自己的房子，一套位于牛津郊区的两居室，总价是18.5万英镑。”大卫告诉记者，他当时的首付是8％，而现在英国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首付已经升至25％，“因此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我那么幸运了。”说到这儿，大卫脸上不免露出了几分得意的神情，“我周围的年轻人中，大概只有1／10的人能自己买房子，大部分在30岁之前都买不起。”

    “基本上，我算没什么烦恼了。不过，每个月还房贷，还是会有些压力。”大卫现在每个月要还大约1000英镑，期限是25年。

    在“毕业即失业”这一现象上，大卫认为中国和英国青年之间有相似之处。他谈起自己的一个朋友，“他研究生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失业了6年，之后只好去读博士。在英国，博士比较容易有奖学金，他可以再过几年不用担心失业的日子。”

    毛里求斯华裔青年：

    与土著搭档卖特产

    本报记者 王烨捷

    温载强和吉班是一对搭档，一个不到20岁，一个40岁出头；一个是毛里求斯华裔，一个是地道的毛里求斯土著。这一老一少搭档，成了毛里求斯馆最抢眼的一道风景。

    “这是什么东西？卖多少钱？”位于非洲联合馆里的毛里求斯馆虽然很小，但吸引很多中国人来这里“看洋眼”，因为这里售卖展示的产品种类繁多，朗姆酒、蜂蜜、果酱、干花、香熏等。无论到哪里，温吉二人都会在一起。

    即使你的英语很好，你也未必能和老板吉班对话，因为他有时讲印地语，有时讲克里奥尔语，有时讲法语，偶尔才冒出两句英语。这种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向他身边那个长相酷似亚洲人、面带微笑的男孩儿求助。

    他就是温载强，一个在毛里求斯长大的华裔。如今，他来到中国，在复旦大学学习中文预科，即将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医学。

    吉班告诉记者，温载强的帮助给自己招揽了不少生意，不过半天时间，他已经卖出了五六十件毛里求斯特产，“这些商品原来都是免税店里卖的，但拿到世博会来卖不能免税，所以价格高了一些。幸好有温在，他会向客人解释价格，还懂得如何控制还价尺度，是个效率很高的小伙儿。”

    中国青年王振东：

    放弃实习做志愿者

    本报记者 黄冲

    跟志愿者王振东打过几次电话后，他发过来一条短信，“以后我们用QQ聊好吗？我的手机不畅听。”他解释，所谓不畅听，就是接听不免费，每分钟要一毛三。

    为了做志愿者，王振东放弃了一个在世界500强企业做人力资源助理的实习机会。“这不一样。”他强调，对于青年群体来说，世博会是一个机会，向世界传递他们的形象。对自己也有好处，“至少可以改变几家外企对中国员工的看法吧。”

    王振东的工作岗位就在通往世博会2号门的高架步道上第五把伞和第六把伞之间，除非有游客边走边问，其他的时候，他都只能待在这块5平方米不到的地方，每天给路过的游客一遍一遍地指着路，一直持续到他14天的服务期结束。

    注意到他，是因为他身边柱子上贴着的泡沫板，是一张手绘的彩色导引图。高架步道周边的场馆、标志性建筑，可能需要的路线，都用不同的色块和字体，标得清清楚楚。“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上面得到解答。”说着话，粘在柱子上的泡沫板不时被游客碰掉下来，他一遍一遍地走过去，掏出双面胶重新粘好。

    待了这么多天，世博会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说还是陌生的。要给游客提供的信息，他都是通过网上世博会看来的。他一共只去过浦东园区一次，还是去培训、踩点的那天。去过的唯一场馆就是非洲联合馆。他没有买世博护照，也没有去弄一堆花花绿绿的徽章。在这个1989年出生的男孩看来，这些都没什么意义。

    王振东所在的高架步道是通往开幕式博览广场的必经之地。他知道青年周正在进行，也知道博览广场每晚都有世界各国青年的演出，每天都有一批批背着各种乐器的外国大学生走过他的身边。但演出他一次也没去看过，因为演出时间正好是他上岗的时间。尽管离演出场地只有500米的距离，但他连音乐都听不到。

    “收获？”他想了想，“曾经有一个小男孩跑过来，要把他的塑料折叠小板凳送给我。我还蛮感动的。”可是，“因为志愿者不允许接受游客馈赠，我又还给了他。”

    对于上海大学大四学生王振东来说，14天的志愿者平淡而琐碎，但这一页即将过去，“我的日程安排全给打乱了，”现在，他要回归到找工作的大军中。今天是他最后一天上岗。他觉得跟往常没什么不同，依然是干到晚上10点，走出园区的路上，又被几名游客拦住，他又花了5分钟给他们指路。所不同的，王振东把他的泡沫导引板留了下来，并且留了张纸条——“给上海师大的同学们。祝你们好运！”

    本报上海7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