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笔记

    邻居日本

    我辈认识日本，经历以下几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以读赖肖尔《日本人》、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为主；90年代，虽然找不到共同阅读物，但仍有几本书受到关注，如小泉八云《日本与日本人》、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吴廷趚《日本史》，等等。出版界对日本的忽视，跟整个精英群特别是知识精英对日本的忽视，有着直接关系——这种忽视持续到本世纪头几年。

    2005年以后，有关日本及其研究的著作陡然多起来，越来越多，多不胜数。除戴季陶《日本三论》、王芸生《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等大批的“老书”重版外，翻译、原创新版书层出不穷。价值颇高的，随手举例便有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大偎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松本重治《上海时代》、艾森斯塔特《日本文明》。此外，还有约翰·W·道尔描写日本战后衰败景象、社会政治改造进程的《拥抱战败》，三好将夫回顾日美早期接触年代双方折冲樽俎、枪来剑往的《日美文化冲突》，张燕淳纯美而流畅的随笔《日本四季》，安德鲁·戈登近乎专业笔法的日本史教科书《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和加文·麦考马克偏激但不乏洞见的时政评论专著《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

    最近又有若干有关日本研究的作品问世，不妨注意。它们是《日本的佛教与神信仰》、《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和《日本的选择》。

    再说韦伯

    阎克文先生矢志翻译韦伯已快10年。去年9月有《韦伯政治著作选》问世，刚刚出炉的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今年元月，期待已久的韦伯遗作《经济与社会》（第一卷），经其手重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阎克文一直对不能从德文直译韦伯而感到遗憾，甚至“愧疚”。他因此报名外语名校，业余修习德文，以期未来能将原版韦伯译介给中国读书人。五十开外的人，为翻译韦伯而重入学堂，着实应了韦伯在两个名篇——《以学术为（志）业》和《以政治为（志）业》——所倡导的“以……为志业”精神，让我辈读书人感佩。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英文版出版于62年前。今年恰逢韦伯离世90周年，中译者说：“以此纪念这位依然活在我们心中的先知。”笔者深以为然。

    奎松“旧作”

    《“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是杨奎松20余年前的一部旧作。1991年出版时，叫做《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国社会20余年的变迁，不仅在杨著书名上留下痕迹，并且超过三分之一的正文修改，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修订版”。但我认为，作者亦如是观：它仍是一部“旧作”。研究结论，未因时代变动而发生任何重要变化。

    “中国之所以会不断发生革命，这无疑是由中国社会的内部原因决定的。但中国革命究竟将要达到何种目的，又是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形势和条件密不可分的。”——这是1989年2月序言中的判断。“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和越南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独立解放的经过，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和国际政治观念的改变，得益于毗邻的共产党政权的大力援助。”——这是2010年再版序的结论。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将中国革命放在更大的国际背景下，考察其缘由、经过和成功，论证绵密而曲折，坚决脱开坊间惯常的论证逻辑：国民党的失败是中共革命成功的原因。杨的结论与李零的“大道理管小道理”相似。国际是“大道理”，中国革命是“小道理”。近似的结论，在张振江《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亦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