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建设得跟上，不能再拖了”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社会学博导级教授中，早已年过五十的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是著名“愤青”，且有与日俱“愤”的趋势：

    一周前，因为对“博士生毕业前必须在国家权威期刊与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方可获得学位”的规定执行有异议，她奔走在清华系、院、校三级有关部门，还差点约见清华校长。

    5月18日，她和8名社会学者一起发出公开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去年年底，针对深圳尘肺工事件，她与6位社会学者先后联名致函国务院总理、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使有关问题的解决得以推进……

    “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相互关联、休戚与共的，他人的痛苦并非与己无关。”日前，郭于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作为一名公民知识分子，我认为自己有责任通过调查、研究把事实真相向学术界说清楚，也向社会和公众说清楚。”

    我们的社会建设得跟上，不能再拖了

    中国青年报：近年，您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屡次“上书”。有人觉得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是心理脆弱的一代。您怎么看？

    郭于华：从个案或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但我们要找出新生代农民工脆弱背后的原因。这不仅是某个企业的问题，更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问题”；也不仅是个人心理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大多数上一代农民工出去打工是阶段性的，就是为了挣钱回家盖房娶媳妇、供子女读书，在外面多苦多累也忍了。他们和土地有密切的关系，很多人农忙时还要回去种地，土地也是他们的保障。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从事农业的经历，对农村和土地的感情很淡，他们的教育程度比父母高，也更向往城市生活。但社会现实是，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制度安排上，城市对农民工群体还在歧视，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于是巨大的矛盾就出来了。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这代农民工不像父辈那样能“忍”了？

    郭于华：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性丧失”。人在社会中一定要有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上一代农民工通常是与亲戚、邻里、熟人一起外出打工，彼此可以相互照应和倾诉，在异乡也能有“家”的感觉。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出了校门就进工厂，在一些企业，他们即使同住一个宿舍彼此也无交往，遇到麻烦苦恼其他人也不知道。可以说，他们没有正常的社会生活，处在“无根”的状态。

    中国青年报：最近，不少省（区、市）出台了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落户的政策。

    郭于华：这是积极的举措。但单纯开放户籍，依然不能让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安定下来。很多农民工月收入不到1000元，怎么在城市落下来？住房、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怎么解决？他们看不到自己在城市的未来，又不愿像父母那样回农村，很多人就会觉得自己既没前途又没退路。如果他们在某个细节上再受创，一个小打击很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青年报：那您认为还应从哪些方面解决这些劳动青年遇到的问题？

    郭于华：城市的发展繁荣是建立在农民工的劳动和付出上的。2008年底，深圳市的实际人口超过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只有228万。我们应拿出切实解决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方面的具体方案，比如廉租房要向农民工开放，城中村不应全部铲除，要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在成为“企业公民”的同时，也能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当然这不是一日之功。

    我们还要让他们拥有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比如让工会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实现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经济发展这么快，这样的社会建设也得跟上，不能再拖了。

    每个个体的苦难都是社会的苦难

    中国青年报：前不久，您在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上演讲，特别提出“平庸的恶”，这是什么意思？

    郭于华：“平庸的恶”是思想家阿伦特提出的一个概念，我们国内公众很应该思考这个概念提出的问题。

    举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我住的小区有一些业主将公共绿地圈为私有，种瓜、种菜。有业主在社区网上要求物业和有关部门进行管理，呼吁广大业主一起抵制，个别言辞难免有些激烈。但匪夷所思的是，这位业主不仅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反而遭到不少网友更激烈的反击。最后，这位业主被版主以“言辞恶毒、极端”为由封了ID。你看，在这个事件里，侵占公共领域的不是“恶”，批评侵占行为的反而是“恶”了。

    这类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并非极端恶行，那些自利的普通人更非大奸大恶之人。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这类行为，即因“不思想”而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在一个缺少合理而有效的制度的社会中，普通人会逐渐趋于“平庸的恶”，不去损害他人利益的人，可能会觉得吃亏倒霉。这样的社会环境会让“好人”不堪其重、身心俱疲。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甚至是“社会溃败”。

    中国青年报：在一些事件中，有人更愿意做“看客”，这是不是一种“平庸的恶”？

    郭于华：看客心态是“平庸的恶”社会环境下的结果。很多人觉得别人的苦难和自己没关系，但很多事情会有连锁效应，比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你的孩子。所以，每个个体的苦难都是社会的苦难。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满足自身利益而又不伤害他人，思考的结果就是制定公正的游戏规则。

    中国青年报：您曾说，信任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前提，一个社会中若信任缺失，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冲突事件频发。我们怎么去建立这种信任？

    郭于华：应该通过社会建设和法治建设来重建社会信任。

    “重建”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是信息透明，有畅通的信息渠道才能实现公民的知情权—了解真相的权利，因为有真相才有信任；其次是利益表达，公民需要通过社会参与来实现和保护个人权利。一个健全的体制应容纳各种合法的表达方式，尊重并鼓励人们在法律框架内表达利益诉求，进而均衡利益关系、解决矛盾冲突；然后是制约权力，这是最有效的重建信任的机制。

    中国青年报：那么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呢？

    郭于华：努力做一个好公民，需要人们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明是非、辨善恶。要知道作为公民有什么权利，如果权利受到侵害，应知道用合理、合法的手段维权。同时还要知道自己有什么责任和义务，懂得善待他人，不因平庸而作恶。

    其实，人们如果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就可以明白很多事，做出正确选择。走向公民社会并非遥不可及，如果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每个人都能为建设公民社会而努力。我接触过一些维权的业主，他们依照法律、依靠组织的力量实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在维权的过程中，人们会慢慢意识到维权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这就有可能是公民社会的一个生长点，这就是在做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