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官员怎样复出才能服众
随着公众对知情权、监督权等权利认知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有了更多对于法律应公开透明的合法要求。问题官员如何复出，走的何种程序，如何保证程序的公平，这些环节既是公众履行监督等权利的契机，更是政府部门赢得公众信任的良机。
“能上能下”始终是官员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也是保证官员人事制度良性循环的一个重要手段。基于这种大环境，对于官员的问责制，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犯有过错的官员只能承担相应责任，不能改过自新。从行政性问责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的过程中，官员即使引咎辞职乃至被免职，也应该可以在制度的框架内寻找复出的机会。
也就是说，官员被问责了，不代表“政治生涯提前结束了”，只要他的复出是在民主、公平竞争和法治的前提下进行的，我们都应该给予任何人同等的机会。解振华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因为松花江环境污染而辞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职务的他，在一年多后复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几年来，在这个位置上，解振华的优良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
公众为何总是对官员被行政记过半年后复出充满惊诧？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公众对于这种半年后可以复出的问责的效力产生怀疑，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官员出事了，借着问责的机会逃避指责，这哪是什么处分，分明是一种保护；二是官员复出总是遮遮掩掩，不够透明，难免令人质疑其公正性。
而且，很多类似问题官员复出的乱象也证实了公众的这种顾虑。比如，从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复出担任该县县长助理；到“瓮安事件”中被撤销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摇身一变成了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太多问题官员的复出方式，挑战着公众的忍耐底线，也间接考验了官员复出体制的公平和公正。
本来是一个鼓励官员勇于改正错误的激励机制，却在操作中被人为地抹上一些神秘色彩，而这种神秘结合一些不规范的复出案例，顿时就产生了一种负面作用，打击了复出程序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事实上，这种反差尤应引起有关部门在选人用人上的反思。
对于官员问责体系，我们不能只盯着“能下”而忽略“能上”，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但要想让“能上”与“能下”发挥同样威力，就必须保证整个程序都是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建设一个健康完善的官员考核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