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旅馆通往人间
最初，郭文香没想过要和自杀者打交道。有人告诉她，在北戴河边开旅馆，是个赚钱的活儿。这个农妇能给游客们提供的，除了可口的饭菜，便宜而干净的床铺，还有走上几步就能看见的大海。
可20多年来，她几乎没赚着钱，却从大海边救回了100多个“寻死的人”。她常常“请走”旅馆里的其他客人，为这些轻生者提供免费的床和饭菜，陪他们说话，让他们重新找回活下去的勇气。
“文香嫂就像海边的活菩萨呀。”有邻近的村民这么说。
只是，郭文香不太喜欢这些“表扬”，她简单地把这称为“做好事”。
“寻死的人，总有一个结在那里，你得把它解开。”这是这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农妇，所能想到的“最有文化的一句话”。
她已经68岁了，是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草厂村的一个普通农民。1984年，那时还年轻的郭文香，腾出家里的三间老平房，隔出了十几间客房，这也是北戴河海滨最早的家庭旅馆之一。
第一位“特殊”的客人，是一个穿着黑布鞋、蓝色土布裤子的乡下姑娘。那是文香旅馆开业的第7天。这个19岁的姑娘一进门，郭文香就“吓了一跳”，女客人脸色煞白，看起来“心事很大”。
到了夜里，郭文香发现姑娘“消失了”。她急得一夜没睡，距离旅馆10公里远的派出所，她来来回回折腾了七八趟。
这个临海的小村子，周边有不少险峻的礁石，常常有人在那儿丧命。幸好这一次，郭文香在海边找到了这个姑娘。她已经坐了四天四夜，因为涨潮，几次跳海未遂。由于家境贫穷，她要被“换亲”给一个瘸腿的中年鳏夫，她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
郭文香收留了这个19岁的姑娘。她还找到派出所，和姑娘的父亲商量，退掉了这门不称心的婚事。如今，“姑娘”已经当上了奶奶，她每年都会给“文香姐姐”寄来新鲜的黍面，和亲手绣制的鞋垫。
从此，郭文香“喜欢上了”去海边走走。20多年来，每当太阳下山时，她就会穿着那身洗旧的碎花布褂，跨出文香旅馆的门槛，步行5分钟，去北戴河边蹓跶一圈。
她就像“一只患上了‘职业病’的警犬”。遇上那些看起来异样的游客，郭文香就会主动迎上去，假意推销土特产，笑着跟人家逗逗乐子，“您看，我们这边好玩不？”
她的旅馆名气越来越大，有时候，公安局、派出所或者旅店老板，甚至是附近的居民，都将自杀未遂的轻生者送到这里。这里面，有生意失败的大老板，有婚事受阻的小护士，有身患绝症的退休女工，还有找不到工作的“北漂”大学生。
常有人好奇地问：“文香嫂，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呢？这些人为什么都听你的话？”
她就会呆呆地想上半晌，尽管，她从来没有想明白过。
这个淳朴的农村妇女从不在意自己的生意好坏。即便最热闹的度假时节，她也会将旅馆腾空，将空间留给这些特殊的客人。不管年龄多大，郭文香将这些绝望的人，一律叫做“孩子”。
一个30多岁的北京女白领，患上了食道癌。这个还未结婚的年轻女人，换上一身火红的婚纱，坐上火车，到北戴河边自杀。这个女人的食道已经腐烂了，小便开始失禁，身上散发出浓烈的恶臭。
郭文香决意陪着她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她拉着这个绝望的女人，跑到时装市场买大花的曳地长裙，带她去城里的理发店，做一个好看的波浪卷发。
“孩子，你看，你多漂亮！”郭文香指指镜子，笑着说。
2003年夏天的一个午夜，几个陌生游客前来敲门，抱进来一个跳海未遂的年轻男人，因为生意失败，负债累累，他被妻子抛弃，母亲也因此活活急死。
几天下来，这个戴眼镜的男人身体复原了，却总是一言不发。郭文香拉着他爬山、看海、逛公园，每天走上长长的一段路。“孩子，我的腿脚不灵光，但我还是一直都会陪着你走。”郭文香说。
这个男子忽然跪倒在她的面前，抱着头，放声大哭。
她还记得一个俊俏的小姑娘，长着一张瓜子脸，和一双漂亮的杏核眼。2005年，她从大学毕业，因为找不到工作，加上被男朋友抛弃，于是吞服了安眠药，爬上礁石，跳进了大海。
被人救上来的女孩子，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她的鼻子、嘴巴里都塞满了沙子。郭文香捧着一盆温水，用一块粉红色的毛巾，一边轻轻地擦，一边用手指头，将沙子一粒一粒抠出来。
这样的事，总在这间小小的旅馆里上演。郭文香常把这儿比作“一个戏台”，她躲在里面，看透了世态炎凉。
可她依然有着一副“菩萨心肠”，20多年来，郭文香的眼睛总是红肿的，每遇到一个轻生者，“就跟上了辣椒水一样”，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她为这些客人安置了专门的客房。客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孩子”的，一张是郭文香的。陪睡的几千个晚上，她从来不敢合上眼睛，怕一睁眼，这些人又不见了。
在这些漆黑的夜晚里，离婚的妇人会喋喋不休地讲述哀怨的往事，离家出走的少年会哭着喊“妈妈”，病重的流浪汉会唱起走调儿的乡曲，失意的商人会炫耀辉煌的往昔。更多的时候，他们留给郭文香沉默的背影，或者乍起乍落的梦魇。
她嫌自己嘴笨，于是很少说话。大多数时候，她会搬上一条小板凳，或者顺腿坐在床沿上，听这些“孩子”说话。等他们说累了，郭文香就端上亲手做的打卤面、炒饭或者南瓜粥，放在这些沉默、哭泣或者歇斯底里的人面前。
有时，她只是默默地点头；有时，她会长长地叹息。更多的时候，她会掉着眼泪，和这些“死过一回”的人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她没法撒手。从那些拥抱里，她觉得自己就是这些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在郭文香的怀抱里挣脱了死亡的人，重新踏上了前往人间的道路。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往往还没反应过来，该和眼前这个女人说声“谢谢”。有些人甚至一言不发就消失了。不过，回过神来，他们会给郭文香寄来信件、明信片和包裹。
但她从未“搭理”他们。她没有回过任何一封信，也拒绝向前来的媒体提供这些人的联系方式。
“他们应该有正常的生活。”她总是这样说。
20多年过去了，郭文香和她的小旅馆正一起慢慢变老。她的称呼，从人们口中的“姐姐”、“妈妈”变成“奶奶”；“文香旅馆”这块招牌，起初只是门匾上的墨笔标志，如今已用一块铁板撑起，上面是硕大的四个红漆字。
她的记性越来越差了，可是这100多个人的故事，她都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她会一个人坐在旅馆院子里的石凳上，想象他们现在的生活，偶尔有海风吹在她枯黄的脸上，乌黑的瞳仁却依然清亮，就像北方最新鲜的黑枣。
她也会隐约记起一些让她生气的事情。曾有一个轻生者的家属找上门来表达谢意，从包里甩出一叠厚厚的人民币，说：“钱够吗？不够还有！”
这时，平素好说话的郭文香，就会不由自主地拉下脸。她粗声粗气地回绝：“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她不是不缺钱。几年前，她用尽了所有的积蓄，开设了“郭文香老年疗养中心”，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老人。她悄悄地守着一个秘密——疗养中心的经济状况很是窘迫，甚至用不起煤气。每到傍晚，郭文香就会带着腿脚方便的老人，出去拾柴火。为了贴补家用，已经70岁的高龄的丈夫，依然每天早上7点出门，跟着旅游大巴卖票。
她依然很穷，就像20多年前那个为了生计，开办文香旅馆的农妇一样。而对一些事情，她也“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无论走到哪里，郭文香都会戴着一块“共产党员”的胸牌。她在50岁上入的党，可是，她疑惑地发现，周围谁也不戴“这个牌牌”。
她特别看不惯那些在公交车上不给老人让座的人。于是，她索性把自己的白发染黑了，专门“抢座”，然后给老人们让座。
很多赚钱的机会纷至沓来。一些学校、企业邀请郭文香去“讲故事”，开价一小时200元。郭文香想不明白，“为什么讲故事还要收费？”她唯一的要求是，“我要喝很多水”。因为紧张，这个笨嘴笨舌的老太太在讲台上老是出汗，讲不完一句囫囵话，只得用喝水来化解尴尬。
“就像饮驴。”她挺不好意思地说，脸刷地红了。
如今，这个68岁的农妇，已是秦皇岛的“名人”了。走在街上，每隔几米，总有陌生人冲着她打招呼。在大排档吃饭，一个东北大汉跑上来和她握手，差点儿把她的手给“捏断了”。一个俄罗斯的姑娘跑到文香旅馆来做义工。还有小学生们一边喊着“文香奶奶”，一边索要签名。
声名在外的文香旅馆，也逐渐成了“收容所”。遇上烂醉如泥的客人，出租车司机第一个想到的，是郭文香；一个打工仔从火车站“拾”了一个饿昏的老乞丐，也送到旅馆门口；还有些外地的流浪汉闻声赶来，赖在这块牌子下，不肯离开。
自然，一些“好事”的媒体也纷纷前来旅馆，寻找这个头发斑白的农妇，声称要为“好人”做一个专题报道。不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明示或暗示这个老太太“给点好处”，其中一家的前提是，她得“先付3万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