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的记忆里不只有眼泪纷飞
有高度，就难免有传说。这几天风靡全国的一个传说是，所有的观众在走进电影院之前，都会将预备擦眼泪的纸巾武装到牙齿。纸巾会脱销或者涨价吗？反正在某人肆意宣讲“绿豆治百病”的那段日子里，绿豆是在涨价的。
此时再用文字来渲染被冯氏催泪弹招出的眼泪，已画蛇添足了。所有的眼泪都值得被尊重。那就再说说眼泪之外的地震记忆吧。每一个人的地震记忆，都有价值。越是全民泪眼婆娑的时候，越值得为眼泪之外的记忆，也补记一笔。地震撕裂了大地也撕裂过人生。它留下的，不仅是尊贵的眼泪。
《唐山大地震》的一个核心情节是妈妈在生死关头选择了弟弟，放弃了姐姐。这是整枚催泪弹的拉环儿，引信。越来越有“人民导演”范儿的冯小刚，擅长讲故事，取自生活，高于生活。我再给他添个原型——1976年那地动山摇的一夜，北京清华园，一栋剧烈摇晃的教工宿舍楼，一位杨老师在刹那惊醒之际，一把将6岁的儿子夹在了腋下，同时呼喊着让9岁的女儿在父母身前独自奔出。
这或许是一瞬间的选择，或许根本就谈不上选择。这样的细节，刹那间，会同时出现在千万个家庭里。那姐弟俩后来在成长路上，从来没做过以下推敲：老爸怎就不能把女儿也一把抓进怀里呢？
艺术高于生活，所以艺术会设置一个极致的选择。其实生活最终仍高于艺术，因为生活往往不提供极致的案例，所以更难以表达，更接近复杂。那一晚，还是清华园那栋普通的宿舍楼，第一个奔出楼门的，竟是住在最里面一户的一位70多岁的小脚老太太。全楼人后来围着老人家，认真推敲过为什么她在夺门而出时具有如此非凡的表现。
老奶奶淡定地回答：年轻的时候，俺是村里的妇救会长，每回鬼子来，都是俺招呼大家冲出村子往后边山里跑，从来没被鬼子追上过。
汶川地震后，我曾经在汉旺镇的废墟里徘徊。一位30多岁的女子，执着地扛着一个小五斗橱，从废墟深处走来。我去扶她，搭话。家没了，别灰心，我的语境是跟这眼前有形的废墟相关。女子的回答如此简短：房子没了算个啥，人都没了，跟我有关的人，都没了。
那是我因为地震而第一次流泪。小时候被老爸夹出摇摇欲坠的楼时，没有恐惧。其实，所有的地震，它对泪腺的触碰，并不在于地震的惨烈，而往往在于幸存者内心的崩塌。城市的废墟好整理，人的心震碎了，里面的废墟，或许一辈子无法重建。活着的人有恐惧，也因恐惧而使内心某处变得更硬或更软。
冯氏催泪弹其实就是在讲这个。震动摇晃的恐惧，还不是人们承受的最大恐惧。最可怕的是失去，真实的失去。这种失去像是你突然抛弃了那人，或者突然被抛弃了，反正，天地间就你一个孤零零地完整地站在那儿，没有什么再与你有关。你生或死，喜或悲，不再有任何反馈。你作为生命体释放的一切信号都被吸入空白。你记忆的过去的一切都变得没有依托，你不知道死去好还是活着好。死去，并不知道能否获得救赎。活着，好像你是狠心扔开了他们，并且占了死者的便宜。
而且，你必须不停地回忆，不停地强化这些痛苦，生怕一放手，那些岁月真的滑走了，仅有的幸福都飘散了。所以，幸存者拼命拉住那折磨自己的一切。
如果这样的分析，不是在讲述地震后的恐惧，而是在讲述一场感情的裂变呢？似乎也同此情，也同此理。
冯氏催泪弹因为构建了最极致的选择，所以，只把地震的记忆中最易飙泪的部分，做了打包式的表达。这也许是杰出的艺术，但不见得是最复杂的生活。
我还在汶川地震后，爬到过汶川县城西边30公里、2200米海拔高的羌族山寨阿尔村。那是最古老的羌寨，被称作“云上的阿尔村”。村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带我坐在村口的石台上，一处处地把村里倒下的屋子、祭坛指给我看。老人的话，我也记着：祭坛被震倒了，倒不算什么，重新盖一个就好。震后这些日子，来了好多人要帮我们保护羌文化。我现在心里发虚啊，一下子保护得太热情了，这对羌文化，是好还是不好呢？
老人说，我看不清，但只能谢谢人家，带着村里的年轻人们配合人家。我想，这云端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能安静地藏在云端上么？
地震的记忆里不只有眼泪纷飞。就像最怕被震塌的不是楼房，而是心灵。就像现实中最常见的、最复杂的，其实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而是地动山摇、翻江倒海之后，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新生的忧愁。
中国的电影缺少高当量的催泪弹。中国的电影里，更缺少高智商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