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朱事件,刺破脓肿的勇气之外也需同情
首先我想说的是,不论如何,汪晖的沉默权还是有的,而一上来就说汪晖不够格与朱学勤相提并论,这才是最大的“倨傲”。至于说汪晖沉默,朱学勤高调,在事实还没明朗之前,任何判断还是过早的。我倒是想问,既然鄢烈山也赞成朱学勤的做法会得到舆论的同情,那么做一个最坏的设想,朱学勤的高调态度,为何不可以被理解成危机公关的一种策略呢?所以,在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对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动机,都应采取谨慎的态度。
既然鄢烈山赞成自由主义理念,就更应该明白,动不动就拔高到为整个学术界做一个标本案例,认为朱学勤仅仅是出于维护学术尊严的“公益心”,本身就是自由主义所一贯反感的。也就是说,鄢烈山虽然在为朱学勤辩护,但可惜的是,鄢烈山其实是违背朱学勤精神的,因为这种过分夸大个人的公共道德意识,也会酿成“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其次,鄢烈山引用鲁迅的话,认为年轻人未必胜过年老人一筹,这个观点我是完全赞成的。至于用“孔子、耶稣、佛陀和慧能等思想宗师的出现”来证明朱学勤等人的生活阅历对其学术视野的开阔有很大帮助,不仅是一个颇具喜感的论证方式,更是与鄢烈山逻辑所冲突的。众所周知,在学术上,向来有两种人,有托克维尔游历美国,达尔文周游世界,更有康德守着小镇一辈子,罗尔斯藏在哈佛几十年。无疑,乡野调查与青灯残卷,实证与规范,从来都是人文社科治学的两重路径,并无高下之分。但是,文科治学毕竟与理工科治学有所区别,除了较强的问题意识以外,必须要有相当的学术积累,即在充分掌握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或许才可能有所前进,避免作无用功。
作家余华曾感慨,中国人几十年的心灵转折,走过了西方人几百年的历程。所以,一些定位启蒙的书籍,我们更应该审慎地对待。因为特定生存经历而撰写的问题意识极强的著作,随着时代的变迁,本来就应该被我们定期地淘洗,从而拣选出真正的传世经典。比如近几年,学界就有“法政系”对朱学勤为代表的“启蒙系”的学术著作予以全面反思一说。
我注意到了,鄢烈山说其“没有兴趣和耐心读汪晖艰深的论说”。但是,我是认真地读过了一些汪晖的著作。2005年的时候,买了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读了一卷的时候,偶然在网上看到陆兴华追着汪晖不放,并且列举了很多证据,当时确实不是滋味,但还是坚持地浏览了一遍。而朱学勤的著作更是我的枕边书之一,其中处处迸发语言才华,确实令人艳羡。并且,对朱学勤等人的学术贡献,我也是一直心存感激的。所以,我在那篇文章中说“朱学勤这代人,对中国新生代学人的思想启蒙意义,是任何时候也无法抹杀的”,绝对是发自肺腑的。也就是说,后学者对前学者的学术积累当然应该保持相当的尊敬,但是,当后学者在心中已经勾画出了一个学术权威的时候,忽然知道心中的偶像,涉嫌学术不端,心中的那分困惑,也是无法抑制的。
至此,撇开与鄢烈山的商榷之外,我想说的无非是,更加谦卑地做人,更加严谨地治学,然后,对过去的学术成果勇于质疑,对现在的学术权威敢于批判,对未来的学术发展充满期望,又有什么不好呢?或许,作为自由斗士的朱学勤需要公正,不需要同情,然而,看看实际情况吧,中国的学术生态,蹒跚于浮躁的世俗之下,逶迤于动荡的襁褓之中,除了需要我们敢于刺破脓肿的勇气之外,难道不需要我们去同情与呵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