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敛之:傲骨为大公

    英敛之（1867~1926）满洲正红旗赫舍里氏，原名英华，字敛之，《大公报》创办人。

    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却在无权无势的报人英敛之手下，吃了个闷亏。

    1905年，天津《大公报》因宣传抵制美货，触怒了这个地方最高长官。袁通过天津巡警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

    消息传来，《大公报》随即刊出该报创办人兼总经理英敛之亲撰“启事”，文中称，“抵制美约一事……敝报当仁岂能独让？故随诸君子之后，亦尽国民一分之天职……今不幸敝报独触当道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为不封之封”，并指明此“当道”即为袁世凯。

    此后数日，英敛之连续撰写多篇抵制美货、反对袁世凯的文章，报纸的零售量骤增。袁世凯不得已，曾数次欲以重金收买英氏，均遭拒绝，只得作罢。

    发生在上世纪初的这则轶事，仿佛是当年尚处于萌芽状态，生存艰难的中国报业的一个缩影。此时的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在清廷的直接钳制下，北方新闻界死气沉沉，内容多为阿谀奉承献媚之词，发行量仅为数百份至上千份。

    所以，也难怪，在这份新报纸创刊的第一天，发行量就超过了5000份，这并非一个小数字，它的创办人英敛之，高兴得“夜不能寐”。

    这份新报纸用毛边纸印刷，仅有一面，报头刊有法文，意为“无私”。关于“大公报”寓意，英敛之将其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英敛之自任该报总经理、撰述、编辑诸职，并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

    在创刊的第五期，这份报纸就刊出英敛之亲笔撰写的《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他直斥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将那些拥护慈禧归政的大臣称为“谄媚小人”。

    在清政府杀害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之后，《大公报》也刊出专文，谴责对徐锡麟的“啖肉剜心”，乃20世纪中国的“野蛮凶残行径”；对秋瑾这一女子，“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遂处斩刑”，已经达到了“野蛮已极，暗无天日”的地步。

    万马齐喑之时，《大公报》的横空出世，靠的便是其创办人英敛之所理解的西方报业公例——“阐发公理也，激扬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之数者，皆执笔之士，临死生患难、刀锯鼎镬而不易其宗旨也”。

    这个报人最常与各级官员打交道，但一生从未涉足官场，并自言“一生最厌做官”。严复曾赠其一副对联，上书“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英敛之引以为傲，将对联裱好，挂于中堂。

    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民生。《大公报》是中国最早发表用地方土话写作，供市民阅读的新闻和评论的报纸。1907年，《大公报》发起募捐赈济江南水灾，得银11469两，此笔巨款全部用于灾区。以后十多年中，英敛之多次做过这类社会公益工作。

    家人回忆，曾有一乞丐突然闯入英家，气势汹汹，张嘴要钱。家人欲将其送交警局，但被英敛之制止，他从桌上拿了几个馒头，又从衣兜里掏几块大洋递给来人。乞丐大惊，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头，转身离去。

    他致力于“全盘西化”。见洋人都穿西装，便到处寻找做西装的店铺做了一套，穿上它上街晃了一圈。正当家人担心之时，他从外归来，抱怨道：“这西装还真是不如咱中国衣服舒服。”家人定睛一看，他把衣服架子也穿在了身上。

    从英氏起，《大公报》便奠定了“敢言”的文风。这份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文报纸，至今已发行了一百多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如实地记录下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也为中国新闻界留下了一个个传奇般的名字——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彭子冈。

    离世前，英敛之在香山顶峰留下四个大字“水流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