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彩画传人
张德才小心翼翼地跟在父亲张连卿后面，屏息注视着眼前那扇朱漆斑驳的故宫大门。“吱呀”一声，门被父亲推开，一股破败的气息扑面而来，半人高的杂草在夕阳里随风摇曳，那些伏在宫殿大梁与柱子上的彩画，已经遍体鳞伤。
55年过去了，共和国第一代修缮故宫的画工张连卿，如今早已辞世，而昔日的年少者张德才也已变成75岁的老翁。令人惊异的是，故宫那些一度失去色彩与魅力的彩画，却在张氏父子一代代的精心呵护下，焕发出全新的光芒。
“画工和斧工、凿工、锯工可不一样，人们叫他们‘师傅’，却叫我们‘先生’。”满头白发整齐向后梳着、看上去像个教书先生的张德才自得地说，“我们可算是文化人。”
头一次去故宫时，张德才只有18岁，还“没资格上手”。他唯一能做的是，每天看过大殿上的彩画后，在纸上反复画小样。为了排遣无聊，他曾偷偷买了一把京胡，但被父亲发现后喝令立马丢掉。因为“画工讲究的就是一心一意，有杂念是做不好事的”。
张德才甚至为此还挨过巴掌。有一次，他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画着字符。一个老师傅从身后走过，扫了一眼，二话没说，一个耳光扇了过来。待他反应过来一看，才意识到自己把字符的方向画反了。
这个耳光打在了张德才的心上。直至几十年后，重新说起这事，老人还不住地点头，说：“打得对，打得对，打了才有进步。”
画了8年小样，张德才记下了故宫里每幅彩画的样子。他不仅从父亲与师傅那儿学到了精湛的手艺，更汲取了那代手艺人共有的传统——认真做事，不重金钱，珍视名誉。
“钱有花完的时候，可名声永远在那儿。每幅彩画的后面，都刻着画工的名字，如果不认真，那就是砸了自己的金字招牌。”张德才一字一顿地说。
在故宫浸泡了55年，这个老画工最终“官”至彩画组组长。那也是他父亲曾经的“官职”。其主要职能是领着一大帮画工，站在高高的架子上带头画画。
这是份不折不扣的体力活儿。有人说，这些画工“像鸟儿一样地工作”，每天，他们都要站在离地十数米高的架子上，除了上厕所，几乎不下来。一个熟练工，每天满负荷地工作，也只能画半平方米左右。
张德才的较真儿在圈内是有名的。尽管早已确定了行内数一数二的地位，但他的活儿总比别人慢。曾有一个师侄担心拖延进度，悄悄跟张德才后面小声嘀咕：“师叔，照您这样慢下去，咱那奖金还要不要了？”
“你先甭管那奖金不奖金的，把活儿干好了最重要！”他虎着脸回答。
还有一次，张德才带着一群年轻画工，修缮西华门的梁上彩画。老人突然发现，在一个很不显眼的角落里，一个年轻画工画的一条龙，少了一个爪。
“不就是少了一个爪吗？再说那个角落谁看得见？”年轻人争辩道。但在张德才丝毫不通融的“固执”面前，年轻人最后还是“屈从”了。
即使退休时歇笔，老人的“事业”也足够辉煌：故宫午门、颐和轩、景祺阁、乾隆花园等所有大型彩画的修复工作，几乎都出自他的笔下。不仅如此，他更重要的贡献是，带出了一批嫡传弟子，其中包括自己的两个儿子。
15年前，本已退休的张德才被返聘为故宫的彩画顾问，这一聘就是13年。他的腿脚越往后越不灵便，但他还是坚持在10多米高的画架上爬上爬下，亲自指导。有时，年轻的工长担心得直央告：“张先生，您这么大岁数了，就别上去了，真有事我再找您。”
老人倒不太担心自己的腿脚。让他担心的是传统的丢失。比如，现在故宫彩画用的绿颜料是德国进口的，叫巴黎绿，“远比不上咱们老祖宗创造的石青石绿，日子越久越好看”。但更让他担心的是，很多年轻人干这行“不专心了”。
为了弄明白这个行当的来龙去脉，这位只上过小学的老人，费劲地翻古书、查字典。他发现，“雕梁画栋”这个词，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存在了，而画工的祖师爷竟然就是吴道子。
“看来这行当，历史长着呢。咱们得好好传下去。”张德才紧紧盯着来客的眼睛说道，“您说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