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迟生子不光是因为钱
一句“养大孩子要49万”成了媒体最常转述上海科学院学者徐安琪的一句话，很多人还将这个数据作为支持“孩奴”概念的证据。
作为社会学家，徐安琪在2005年发表的《孩子的经济成本》中确曾推算，家庭为一个0到30岁未婚子女的生养、教育甚至结婚、工作成本，平均支出将达49万元。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养孩成奴”的担忧。
这份报告强调，父母获得的心理满足和回报超越了金钱上的投入和付出，68％的人觉得“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给自己惊喜”。
事实上，徐安琪还做过另一项研究：孩子的非经济成本。这份研究表明，生养孩子承担的非经济成本比回报更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育意愿。
研究发现，人们不愿或推迟要孩子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在工作或事业上有更多发展”，当然也有人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太好”。
研究还表明，在个人自由、发展机会以及夫妻关系方面，高学历者的“成本”高于低学历者。因为高学历者的自由选择机会多，对夫妻关系、生活方式以及孩子的培养目标有更多的设计和更高期待。然而，养育孩子不免限制一些个性自由。夫妻还会因为孩子发展，承担一定的心理压力，有时双方对抚育孩子的理念、方法不同，也常常引发冲突。
心理咨询师龚学萍还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观点。她认为，现在的育龄青年是计划生育刚实行时出生，“生育愿望没有被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成长的一代人，因此很多“80后”青年一直被看做没长大的孩子，自身也没有做好成为父母的准备。“一些人即便生了孩子，也是直接丢给父母去照顾，只管生，不管养的现象很普遍。”
而且，医技水平提高，让犹豫中的高龄产妇心理门槛不断推后。邱静是36岁时生的女儿，“20多岁时忙工作，计划到30岁时再生。后来，发现35岁的女人也能生孩子，就又拖了几年。后来发现，40岁也能生。要不是意外怀孕，可能现在还在拖。”
“从统计学来看，随着社会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的国家，生育率会降低，这是普遍现象，也是正常现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谭琳说，“然而，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树立理性的生育观。”
更有观点认为，育龄青年不生子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没有尽到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在养育孩子方面，社会所能提供的资源和鼓励非常有限。
谭琳告诉记者，随着女性受教育和职业化程度提高，妇女为生孩子付出的机会成本也变大了。在一些单位，女性职工因生育失去晋升或培训的机会的事情很常见。“选择生还是升，成为一些职业女性的困惑”。
28岁的王文蕾曾看见，一个孕妇怀孕7个多月，仍顶着肚子坐在一家市属电视台的机房里编片子，生完孩子不到两个月就去上班，“不然这个位置就被别人顶替了”。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中，企业甩掉了原有的配套设施。比如以前很多单位都有的哺乳室，现在少多了。
有的企业干脆担心女性怀孕、生子，因此拒招女性。
还有企业会营造出一种氛围，不断拷问女性：敢生孩子么。
出版社编辑罗四四的经历就给女同事们“上了一课”。她怀孕后曾请过一个月病假，但等正常上班后，工资仍按病假期间北京市工资的最低标准800元发放（平时基本工资为2100元，绩效工资另算）。
她还没来得及问清原因，更严重的事来了。“我编一本书，某条脚注作者没改纪年问题，我忘了改。”罗四四说，总编抓住这一条反复责骂，单位在整个编辑系统通报批评罗，还说要全社通报批评。“总编当着几个女同事的面说：要不是因为你肚子里的小宝宝，看我怎么收拾你。”
罗四四明白，“这样上纲上线，明摆着是不想让我待下去了。”她的合同本应在7月31日到期，单位没再和她提起续约事宜，而是出告知书称：合同到期不再续签，考虑罗怀孕，劳动合同会在哺乳期满结束。“从法律上找不到任何毛病，”罗四四说，“单位可以不辞退你，但可以想办法让你走。”
罗四四说，单位近年来招的都是女研究生，工作几年可能相继要结婚生子。社长就曾不止一次公开说过：“我要养你们两年。”总编也常说，别的社的女员工都不敢怀孕，怕保不住自己的饭碗。
“待在那种氛围里很难受，几乎时刻在敲打我们：你最好别怀孕。”罗四四说，现在这个出版社的在职育龄女性鲜少有生孩子的。
据中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副部长崔卫燕透露，全国妇联在10个城市开展的调查显示，50％的农村进城务工妇女享受不到社会保险，与工作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只有36.9％，因生育受到企业歧视的妇女达到51％。
本报2008年曾做过调查显示，仅41.9％的女性能享受生育保险，七成以上的女性不了解生育保险的相关政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潘锦棠教授就此表示，如果允许所有女性都有生育保险，就要涉及到数量庞大的外地打工妹群体，还有休产假问题，基金数额会大大超出，国家和企业能不能够承受还需要论证。“目前国家也只能做到这一步。”（文中王文蕾、罗四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