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于无奈”是否就可获得“法外开恩”

    “刑事判决的‘情感化’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法官张娴在一篇文章中表明了她的观点。文中指出，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实施制裁，以达警示震慑作用，否则“人们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和思潮，误认为只要犯罪的前提是‘迫于无奈’就有可能‘法外开恩’”。

    ;她认为：“按法律规定，郎计红应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不能适用缓刑。”她说，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辉县市人民法院的判决违反了法律的公正性与严肃性，不利于我国司法的权威性与惩治犯罪的震慑性。

    她说，法官作为执法者不允许在案件中添加私人的情感。并且只要触犯了我国《刑法》的规定，不论其行为在“道德情感”的层面上是如何让人感动与心痛，都应受到惩处，这才能体现法律的权威性。

    与张娴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北京市国理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东升。他表示，应当考虑社会影响，将法律的规范作用与社会效益相结合，以体现法律的“宽严相济”。但当情与法发生冲突时，应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郎计红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方式筹措资金，而不应该采取这种违法犯罪的方式，他应该知道自己的行为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北京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的刘卫国则认为，这个量刑是适当的。“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在法定刑以下量刑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他强调，“此案的宽缓处理，是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处罚精神的，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修复不和谐的社会关系，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

    “这个案件，法官把人性化判决和不违反法律这两点结合得比较好。”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勤国认为，这个判决从法律上来说还是站得住脚的。按照《刑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法官只是巧用了这个规定。

    “我觉得判决确实要考虑人性化的东西，因为犯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里面有很多穷凶极恶之徒，但也有因一念之差犯罪的。”他认为一个正直的法官在量刑时应考虑犯罪原因、客观因素、人性因素、道德因素。当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不能突破法律去自由裁量，这才能保证法律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在谈到这个案件的启示意义时，多位专家表示，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济机制，以便今后有人遇到与郎计红相似的困难时，可以通过这些渠道解决困难，而不会采取极端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