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抄袭不是疏漏的两条证据
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
中国熟悉马克思著作的不乏其人，但我怀疑绝大多数学者要找到出处绝非容易。您再看下面这两段话：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①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汪晖《抵抗绝望》论文打印稿第97~98页）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
两段文字完全一样。汪晖未注明这整整一段话来自李泽厚，却以页下注的方式标明了马克思语录的出处，和李泽厚如出一辙，只写了马文标题，未交待载文的著作。河北人民版《抵抗绝望》（122页）、三联版《抵抗绝望》（129页）则更详细地标明出处：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3页）；而对引用的李泽厚的文字依然不注明。
如果这是孤证，再看下一条证据。下面的文字分别来自汪晖和张汝伦的著作：
伽达默尔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①因此，现代释义学的下述结论恰好构成“反传统”的存在模式的悖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在。”②在伽达默尔看来，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伽达默尔指出：“不应把理解设想为好象是人的主观性行动，理解是将自身置于传统的一个过程中，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③
①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 175~176页。
②伽达默尔：《哲学释义学》第9页，转引自同上书第176页。
③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50页，转引并参见《意义的探究》第180页。
（汪晖《抵抗绝望》论文打印稿，第 106~107页）
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从启蒙运动以来，在许多人眼里，传统就只有否定的意义，尤其是它常常同“成见”和“权威”这两个概念联在一起，就更显得是如此了。所以古典释义学念念不忘要人们摆脱传统给予他们的成见和束缚，甚至最好“抹杀”自我，以达到客观的理解。伽达默尔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正好相反。伽达默尔指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在。”
（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也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理性和传统不是对立的，“在传统中并不限制知识的自由，而是使它可能。”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
（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9页）
以上文字，段落之中均无任何删节。请对比黑体加线处。汪晖论文中伽达默尔的语录都是引自张著《意义的探究》，伽氏的语录都忠实地打了引号，而张的两段话未获同等待遇。张汝伦被引用的第一段话基本是逐字照抄，却没有引号，注“参见”，如此手法是淡化其作用，占张的便宜。严重的在后面。张汝伦被引用的第二段话既没有引号，也不给出处。更严重且耐人寻味的是，居于汪晖所引用的张汝伦的两段话之间的伽达默尔的语录——“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在”——被加上引号、且做注。在吸收释义学的思想资源中，汪晖首先得益于张汝伦，他是从张著接触到伽达默尔，他对后者的很多理解也得益于张汝伦。汪晖严谨地为出自张汝伦著作中的伽氏语录打引号、做注，却对张的话语不打引号乃至不做注。
如果是疏漏，为什么疏漏了本土学者，却严谨地为世界级权威做注？“贴金”或“忘却”之间分明有选择。特别是，后者的话是汪晖从前者的著作中得来的，被注释和被抄袭的话语就在同一页码，乃至同一段落中比肩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