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笔记

    伯林的“心结”

    思想家伯林随父母从里加逃往英国时，他还是个11岁的孩子。但他有了记忆，有一幕一生挥之不去：一群人对一个警察局长当街施以私刑。等他再次作“故乡”之旅，已年过半百。三次访苏，他会见过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作家帕斯捷尔纳克。随后将近半个世纪，他的目光时时打量苏俄，并留下大量文字。已译成中文的，前有《俄国思想家》，今有《苏联的心灵》。

    苏俄是伯林思考的背景之一，也是他思考的重要落脚点。20世纪的思想家，很少有忽略苏俄现实的，否则难成大器。奥地利学派耆宿米塞斯、哈耶克不说，像波普尔、阿伦特、罗尔斯，也都是如此。只是伯林的“心结”更重，因此相关的文字更多。

    “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很能代表伯林“心结”的指向。这让我想起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近期访华的言论：中国未来的希望，还是系于知识人的姿态。这大概与伯林对苏俄知识人所承载的使命，有着十分相似的寄托。他写《俄罗斯思想家》，生前结的最后一个有关苏俄的集子——《苏联的心灵》，意思恐怕都离不开这样一个愿望。

    中国的世界秩序

    《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是费正清编的一部十分重要的集子。除个别篇什——如“一种初步构想”——曾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费正清集》，余者皆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

    这部文集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早期，以中国古典时期世界秩序观念为主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资深专家陶文钊说，迄今为止，它仍是这一主题唯一的专著，这很令我好奇。我就读过日本人滨下武志有关朝贡体系的作品。细读《中国的世界秩序》，大概能猜出陶何以这样结论。原来，滨下武志言之灼灼的朝贡体系，在费正清一班人看来，多是历代朝廷自己的想像，并非两厢认可的古代东方国际关系现实，跟欧洲近代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根本就是两码事。

    客观说，所谓“朝贡体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往来的代名词。中国历代王朝，从不平等看待周边国家，所以不能用体现双方平等的“贸易”，来冠名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有意思的是，各王朝并不在意你实际怎样看待双边关系，只要你来，在我看来，便是“朝贡”，即使“傲慢无礼”如马戛尔尼，见乾隆陛下不行跪拜大礼，在清朝的官家档案中，仍同样有违事实地记载着“磕头伏拜”。

    令人吃惊的是，作品对中国作为一个单独世界的认识和解析。它几乎走到给中国这个文明体最终定性的核心地带。50年前的认识，至今才被我们看到，说明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仅就一部作品而言，也要到它出版50年后才被引进，很有些象征意味。

    秋风“政治经济学”

    秋风的报刊文章结集后，起了个耀眼的名字，《政府的本分》。其实他满篇谈的是“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尽管秋风在文集前言的末尾有致歉声明，说是报刊文字，难免重复，大家见谅云云。但我以为，秋风的短篇政治经济学，篇篇可读，篇篇给人以启发。

    他在前言中对文集“中心思想”的概括，虽短，却恰到好处，也恰如其分。只要读上一些篇章，你定能同意我的看法。我不妨抄上几段：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缺乏解决严重问题的有效机制？这将意味着什么？”这本集子，“渗透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包括对“经济增长前景的怀疑”，和对这种“增长的正当性的怀疑”。

    “惟有以权利的合理界定和平等保障为前提的繁荣，或者说惟有公道的繁荣，才是健全的、可持续的繁荣。”

    这就是秋风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