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太把坏消息当回事
正如《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的作者伊斯特布鲁克所言，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普遍相信，只有把事情夸张到极致才能挣到钱，“金钱只存在于极端之中”。环保主义者如果不把环境恶劣形容成似乎明天2012年就到来了，不把污染描述成仿佛世界立即就会被脏东西所掩盖，他们很难从资本家那里募捐到足够他们支配的钱，很难让基金金的老板们立即给他们拨付充足的资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耳朵中每天充斥着的都是关于环境是怎么一天天地变坏、世界末日近在咫尺的坏消息。
还有，政客如果不将某种问题描述得非常严重，不解决的话明天就会导致大灾难，他们的政策很难获得支持；官员如果不用极端的语调制造恐慌，就不利于政见的传播和观点的流行——舆论传播的规律是，越耸人听闻的观点越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
然后是社会精英在传播坏消息上推波助澜。这一点上，伊斯特布鲁克说得很俏皮：对精英来说，情况很糟糕才可以让他们感到比别人更聪明，他们常常会说“早就知道会这样”。人们如果都安居乐业，对专家和精英的依赖就会大为减少，人们都会安享自己的生活而不会求助于所谓的“拯救者”，求教于专家渊博的知识和寄望于精英“引领人们走出危机”。只有看到坏消息时，人们才会产生恐慌，恐慌之中就会求助于精英们，精英们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一次次的危机中确立起来的。精英们非常喜欢这种“被重视”“被依赖”的感觉，于是他们更愿意去传播坏消息，将事情描述得比现实可怕得多。加上“看到积极一面”往往被视为讨好和献媚，而“分析坏的一面”往往被视作深刻和尖锐，所以，精英和专家们更喜欢把事情往坏的一面去分析。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一个现实是，坏消息总是与专家同时出现，坏消息中最活跃的身影都是专家们，污染会凸显环境专家的重要，暴力会显现治安专家的重要。一次相关领域内的事故，会大大地提高这个领域专家的身价和出场费。并不是说专家期待出事，而是说，因为他们能从坏消息中获益，所以他们在分析问题时，更愿意描述得更严重一些，以创造社会对自己的“依赖”。依赖，不就是一种权力和利益吗？
最后要说到媒体了，媒体更是传播坏消息的渊薮。到底是人们偏爱坏消息所以媒体爱登坏消息，还是媒体爱用坏消息吸引眼球从而培养了恶俗的消费偏好，这是一个“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很难扯清的问题。不过，一个现实却是，媒体确实对坏消息有着特别的癖好。坏消息更容易引起轰动效应，坏消息更容易凸显“媒体在揭露社会丑恶”的正面形象，坏消息可以提升媒体的重要性（社会如此混乱，更得依赖媒体去揭露和监督了），能使公众更依赖媒体（好事你可不看，可坏消息你不得不关注）。许多坏消息是先发生，然后媒体去报道的，而也有不少坏消息，是媒体为了自身利益而夸大其辞和耸人听闻。
比如，媒体特别青睐于一些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坏消息，比如砷中毒、汞中毒、添加剂可能致癌等等。可实际上，许多危险是微乎其乎的，仅仅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担忧，或者是根本没有必要担忧。如果完全尊重科学的话，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危险，远远低于人类在户外跑步时猝死的危险，但媒体只会报道转基因食品是多么危险，而不会报道“户外跑步时猝死的危险有多大”。伊斯特布鲁克也说，美国人被杀人狂谋杀的可能性，比被雷电击中的可能性还要低。可媒体上充斥的都是杀人狂的坏消息，而对雷电击人关注甚少。
对于“坏消息综合征”，所以分析这些“社会不完美”之外的原因，并非为社会辩护，而是想阐明这样一个道理，不要把坏消息太当回事，不要以为坏消息这么多，社会就腐败不堪，社会真的像政客、专家、媒体描述的那样糟糕了，仿佛天就要塌下来了。社会其实天天在进步，我们的生活其实不断在改进，社会中的好消息实际上比坏消息多得多，只是坏消息更容易得到传播、我们更偏爱坏消息罢了。
当政者要关心的，不是这种“坏消息综合征”，而是那些真的坏消息背后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社会正常运行，民众安居乐业，公权力被关进笼子无法作恶，公民有理有处讲，有话有处说，有冤有处伸，再严重的“坏消息综合征”也不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