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师何时能“著书不为稻粱谋”
比如他反复说，在当下的中国，像历史学这样的传统人文学科培养的硕博士基本上是“多余的人”和“无用的人”。这种彻底否定自我的态度，与激烈批判社会的态度的悖论式结合，让我听闻之余非常震惊。
我在想，那个以前认识的理想主义者甲君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深入交流之后，才知道甲君现在面临着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的父亲与岳父都因为肺癌晚期在住院手术治疗或化疗。各种医疗费用和相关费用已达数十万元。
在学术之路上艰难跋涉不如回老家做一名小官僚
虽然两个老人的所在单位可以报销一部分，但由个人承担的费用也已经十数万元，且还在继续增加中。甲君说自己2006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因为收入太低而家庭经济条件亦糟糕。他父亲十年前就已经下岗在家，每月领取327元的下岗补贴应对生活，因此甲君读博期间尝试各种方法解决自己的生活费用，并帮助父母度过难关。甲君至今仍蜗居在学校提供的窄小的青年教师公寓，虽已成婚，却因经济拮据，而不敢要孩子。
作为家中独子，他在独自面对这人生的苦痛与煎熬。他说，高校的青年教师在当下的中国是“弱者”，因为无恒产而无恒心，身心都处于强烈的动荡之中，他坦言至少近些年，他的学术生命不太可能往前有太大的拓展和提升。
在与很多青年同事的闲谈中，学术话题之外也常涉及生计问题。我发现大多数的青年教师处于一种经济上的艰难之中，穷困却挣扎着尽量不潦倒，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这种穷困绝非相对意义上的贫穷，即因为要向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看齐，导致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而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贫困，他们在经济上完全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应对基本生活的挑战。
可以说，即使没有类似甲君所遭遇的这种家庭变故，我们这种大都市的小家庭稳定性仍然很差，抗风险能力很低。一旦家庭突然遭遇变故，经济状况就会迅速地下滑，甚至债台高筑。
名校博士毕业的另一好友乙君在高校任教后，发现收入完全不足以应对生活，数次产生回老家县城做一名科级干部的冲动：作为引入的高级人才，可以享受无偿提供的宽敞住房，工资之外的高额经济补贴，以及解决配偶的事业单位工作等福利。却最终因为不愿意舍弃刚刚开始的学术生命，终未成行。
至于同样出身内地乡村的我自己，也面临着经济上的巨大困难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读书这么多年，已过而立之年，但即使在高校任教了，仍没法让家在农村年已老迈且无依靠的父母安享晚年，虽然也会安慰自己，等将来经济上稍微宽裕一点，再来安排父母的晚年生活。但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的内心时常恐慌，担心父母未必能等到那一天，因而经常产生负罪感。我想甲君的“无用感”，以及乙君的数次试图离开学术之路，回老家做一名小官员，以便安顿好中年丧夫的老母亲的晚年，也都是根源这种负罪感。
有些老一辈学者经常会以他们年轻时候的处境来劝慰我们，可在那时候知识人的生活是一种普遍的贫困，古圣贤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生活在成本极其低廉的时代，“固穷”相对容易，且整个社会对于读书人，包括穷困的读书人，有一种基本上的甚至发自内心的尊重感，因此读书人在精神上并无太强烈的挫折感。
欺世盗名教授名利双收的现实暗示年轻学术人这才是成功之路
而今天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已变化，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等级序列颠倒。读书人要证明自己有出息，就似乎必须也得用读书的方式来发财致富，用开名车住豪宅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人生上的成功。一些欺世盗名的教授的名利双收，似乎也在提供一种成功之路的启示。
人文学科的青年教师，面对这种经济上的困窘，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最主流的方式就是想方设法去争取课题、项目、各种计划，参与到学术生产的利益链条中去；有些就大量地在校外兼课，将自己变异成“教学机器”，教学几乎成为一种纯生物意义上的谋生式的“体力劳动”；有些则帮助一些企业、社区做一些策划方法、个案研究来赚取一些生活费用；还有一种比较富有戏剧性的方式，即碰巧与出身富裕家庭的女子恋爱结婚，因为女方家庭的支撑，或者女方从事的是高收入的工作，而衣食无忧地进行学术研究。我的一些朋友自嘲地说自己是靠“吃软饭”来为国家做学问；还有一些，靠给一些公共媒体写点小文章，赚取一点生活费用，但得面临学术同行“不务正业”的指责。
这种状况导致人文学科在上海、北京这种城市很难形成学术共同体，因为每个人必须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应对基本生活的挑战，人际交往本身的经济成本也让年轻人望而止步。城市的繁华，人际的冷漠，与内心的寂寞，形成强烈的反差，侵蚀着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几乎成了被都市遗忘的一群人。在这种境况下，要求青年教师传承大学精神自然是勉为其难了。
我们这些年轻老师何时才能“著书不为稻粱谋”
有时候，我在想，为何民国时期人文学术特别繁荣，除了学术传统的延续、学术环境的相对自由、留学生群体的历史性贡献等精神性因素之外，也许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经济因素。
很多国外或国内人文学科博士，一毕业就被聘为教授，甚至是著名大学的教授。比如1917年前后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回国到北大任教的胡适，一开始就被聘为文科教授，月薪200多银元，在当时的北京是相当高的收入。这样的收入才让他有充足的资本去做学问，安顿家庭，甚至长时期支持一些学生、朋友吃住在他家。据说，冯友兰先生民国时期任大学教授的月收入，足够他在北京购买一栋四合院。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这句话换成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常用的日常语言来说就是，在学院体制内，经济上的独立基本上可以说是人格上独立的前提之一。也只有经济独立，著书不为稻粱谋，学者之心志才可能脱俗谛之桎梏，而坚守了一种人文学术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性格，这样，青年人才能养浩然之气，而非穷酸之气。
可惜，如今学问对于我们似乎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似乎还是当今中国最愚笨的谋生手段。
体制性的因素或许暂时难以改变；道德的挑战，我们可以尝试去调适自己的内心；生活的清苦，咬咬牙也许还能坚持学术之路，可像甲君所面临的这样的人生重大创痛，若无一个随时可以申请的社会救助机构，高校青年教师还真没几个人能够扛得住。以甲君的人生挫折为例，如果能在中国高校成立一个类似于高校青年教师互助基金会这样的公益组织，争取政府拨款和社会捐助，以及教师自筹资金，用于帮助博士毕业到45岁之间的青年人应对生活中的突发重大变故，我想也许有一定之意义。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听闻这个设想后，都认为我是白日做梦讨人嫌，我却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乐见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