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为报而生 为报而死
汪康年一辈子办了多家报馆，却没有一家能够善终。
先是《时务报》，这份鼓吹维新变法的民办报纸一创刊，便以其犀利的思想和虎虎生气赢得人心，“草野为之韵动”。后光绪降诏，将其改为官报，并命康有为前往督办，汪康年“不甘被制”，只得抽身而出。
他在上海主编《中外日报》，发江苏新兵捉赌枪毙平民及南京军警之腐败的文章，激怒两江总督端方等人。之后官府想与报馆约法三章：一、承认先前所登论说实系错误；二、此后报中不得有讥评南北洋之论说；三、报中记事如有损及南北洋之处，须先将稿交彼阅看。汪康年严词拒之：“此腕可断，此稿不能照缮也”。
1907年3月28日，汪康年在京创办《京报》。这份新报纸，很快便报道了在北京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得罪权贵，报馆仅存在了5个月，又被封禁。
汪康年所处的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萌芽时期，19世纪末的中国，有近百家报刊，50余家属教会所办，20余家属外国商人所办，中国民办报刊不到10家，其中数家还有洋人入股，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寥寥无几。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上海报刊错误报道战事，称清军获胜，消息传来，更刺激了汪康年办中国人自己的报纸的决心。
他追求的是报人的独立，所创办的多份报刊，都没有官方的拨款，一直坚持“商款商办、民间办报”的方针，办报经费都来自私人捐款。1901年，英敛之为即将开办的《大公报》寻主笔，汪康年有意加盟，但最终因《大公报》有洋股而放弃。
由于新闻自由的有限和办报资金的匮乏，他终生都与政府大员保持密切联系。但是，他的报纸一直奉行独立的原则。
汪康年是张之洞的旧下属，《时务报》的创办得到张之洞的私人资助，发行也得到张的支持。张之洞力图控制这份报纸，将其言论限制在洋务派所许可的范围内，汪康年便采用各种技巧，摆脱张之洞对报纸言论的控制。
他为中国报业开创了许多新的职业守则，包括“注重时效”，“来报专电”，他也是中国最早采用“号外”形式的报人。
他亦被称为“报纸版式改革第一人”。同时期的许多报刊，都采用书本式，油光纸单面印，读来费劲耗时。汪康年首创了“版面分刊，新闻分类”的编辑方法，被新闻学者评论为“中国报纸版式现代化的最早雏形”。
但在时人眼中，他最典型的形象，是一个职业的批评家，目光犀利，公正不阿，从权贵到民间人士，一律抨击不误；具有独立见解，从不人云亦云……
但在彼时的中国，这显然是个与时局格格不入的职业，汪康年屡败屡战，却又屡战屡败。有后世史家评论道：汪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百年言论史的一个缩影……先生仿佛是为报而生，又殉报而亡……
这是汪康年一生最好的注脚。1910年11月2日，他在北京出版了生平所办的最后一份报纸《刍言报》，5天一期，每月6期，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不以登载新闻为志。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份真正属于汪康年自己的报纸，从出版第一期到最后一期停刊，在所出版的82期中，每期8页的稿件，几乎全由汪康年一人撰写、编辑和校对。
此时，汪康年已51岁，卧病多年，亲戚朋友均劝他，“何必自苦到如此地步？”他笑曰：“吾即以是为疗疾之药耳。”很快，他患上严重的肺痨，“咳喘不已，悲呛而逝”，《刍言报》也随之停刊。
这个报人短暂的51年生命里，有整整26个年头，是在报馆中度过的。在他死后，其弟在为他撰写的传记中这样写道：“……百年后人若知先生所值之时事如何，所处之环境如何，则于先生何以有此怀抱，何以发此言论，可洞如观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