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脑败给政治思考
在成为师生之前，缪勒也曾嘲笑摩尔根对性决定基因的分析，并且对摩尔根不愿意承认染色体学说，感到不可理解，但大都是些隐讳的批评。
这也没有妨碍年轻人在1912年成为摩尔根果蝇实验室的博士生。只是脾气急躁的缪勒，在无法说服摩尔根时，常常会赌气走开。
有时候导师的话年轻人根本不听，这让摩尔根非常生气。
1921年，缪勒没有被哥伦比亚大学续聘，据说正是因为他与摩尔根的关系不好。
缪勒只好到得克萨斯大学继续他的果蝇实验。1926年，他用X射线照射果蝇，观察它们交配后后代的死亡情况。这个几乎整日整夜耗在实验室里研究辐射作用的人，最终发现了X射线强大的致突变作用。
然而，当他应邀向医学会做演讲，讲到这种作用并指出“大多数诱发的突变是有害的”时，几个医生怒气冲冲地退场了。缪勒则警告在场的医生和护士们要注意潜在的危险。这些警告非但没引起人们的注意,却引来不少人对缪勒的敌意。他接下来的一些演讲被取消。
而一位他当初看不上的人，在摩尔根的推荐下当上了院士。在家里，缪勒的婚姻出了问题；在学校，他参与创办的一份与列宁当年逃亡时所办报纸同名的左翼报纸，也让缪勒遭遇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重重打击之下，这个男人在实验室里吞下一把安眠药，径直走向郊外小山的树林里。第二天，人们在一棵树下找到了缪勒，这颗科学的大脑已经变得神志不清。他没能死掉，但他的自杀未遂和左翼活动，成了他人生的伤痕。
每到一处，他似乎都会听到人们在私下议论。甚至连摩尔根也忍不住询问身边的人，缪勒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缪勒感觉自己在美国这个“破旧不堪的社会包袱”里，越陷越深，决定去柏林。
1932年9月，缪勒进入凯撒·威廉研究所。大部分闲暇时间，他在阅读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很快便因希特勒上台而被打断。他的同事则被纳粹分子攻击，甚至打昏。藏在研究所雨棚里的缪勒，目击了这一切，随即从侧门仓皇逃走。
在当时苏联科学界的权势人物瓦维洛夫的邀请下，缪勒随后成为莫斯科的客人。在“列宁的教导和遗传学的关系”研讨会上，在1935年的十月革命庆典上，人们都看到了缪勒的身影。他或是发言，或是走在代表科学院的队伍中，阔步走过红场，还为自己认出来主席台上的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而兴奋。
这种兴奋，随着瓦维洛夫在与李森科的斗争中落败而告终。缪勒认为自己留在此处毫无意义，但这个外国人需要一个离开苏联的理由，以免让瓦维洛夫等人背负罪名。他报名参加了西班牙的国际纵队，要为反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而斗争。
在那里，他见到了白求恩，加入他们的输血小组，帮忙研究解决输血问题。由于内部互相猜忌，这个小组最终瓦解。白求恩来到中国，缪勒则辗转到爱丁堡继续研究果蝇。
然而，德军的空袭很快来临。缪勒向美国的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机构求职，可没人愿意聘请一个去过莫斯科的人。
阿默斯特学院用一个短期职位，收留了这个几近绝望之人。不久，缪勒被要求担任一个项目的顾问，只需要提意见，不必做辐射实验。他后来才知道，这个项目是曼哈顿计划。
顾问最终把寻找永久职位的希望，寄托在印第安纳大学。
校长韦尔斯在同缪勒交谈后，觉得满意。不过还是私下问了一句，“你加入过共产党吗？”听到缪勒否定的回答后，校长才彻底安心，缪勒也彻底在印第安纳安了家。
原子弹爆炸后的辐射作用，则让人们重新想起缪勒当年的警告。这个20年前就研究辐射作用的人，因为当年的研究成为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也成为原子辐射和人类生存的代言人。
这个代言人并不好做。1955年，联合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大会上，缪勒提交了论文《辐射怎样改变了遗传组成》，并打算发表演讲。但这篇联合国评审委员会给予极高评价的论文，最后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撤掉，理由是讲稿中含有关于广岛和长崎的参考文献。
这一次，这颗科学的大脑再一次败给了政治思考。
不过，7年之后，美国总统肯尼迪和夫人邀请西半球所有诺贝尔获奖者在白宫举行庆祝宴会。年迈的缪勒则表示，他对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涯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