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生产力
王彦峰上世纪40年代就参加革命，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而后长期在中央理论宣传等部门工作。现在，他所主持的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以全民健康为己任。由王彦峰倡导和推动的“健康奥运、健康北京”全民健康活动影响巨大，他也因此被北京市政府及奥组委授予“特殊功勋奖”。他自己则以推动“观念的改变”为最重。
观念
深谙历史唯物主义的王彦峰说，健康是生产力的观念并不新鲜，他也无意“贪天之功以为己有”。“马克思早就指出，人是社会的主体，生产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生产力三要素中，劳动者是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因素。国家或者企业唯有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才能不断创造新的价值。我所强调的健康是生产力即是此意。”
这一观念确有强调的现实必要。王彦峰指出，中国在历史上是个农业大国，一直以解决百姓温饱为首要。新中国成立后的前50年也是如此。然而，2002年，我国宣布进入小康社会，百姓的需求也随之变化。健康成了人们心中最关心、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只是此时有些人，尤其是一些主政者，尚不能扭转观念，仍将健康投入当成影响经济发展的负累。
王彦峰给记者的数据称，我国2008年人均GDP为22654元，城乡人均住一次医院的费用为5058元。“这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健康的人，就等于增加22654元的GDP，减少5058元的医疗支出。”一个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大概有将近1.7亿人因医疗条件不够，而因病致残，长期失去劳动能力。“如果健康投入多一点，医疗条件好一点，这些人能创造多少产值，减少多少费用支出啊！”
在这种情况下，2006年，王彦峰提出来“健康就是生产力”的概念，当时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概念。他说：“其实这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上个世纪50年代，每个机关干部，每一个学校的老师，每一个大学生，都知道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把《资本论》放在一边了，所以才会感觉这是新概念。”
在他看来，健康是生产力，每个人的生活即是例证，浅显易懂。谁都知道，只有身心健康的人，劳动效率才会高；只有身心健康的人，不生病、少生病，才能既不耽误工时，又能节约医药费；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能延长寿命，为国家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健康也是当代很大的一种产业，包括环境的治理，劳动保护和预防药物、保健用品等，其经济容量也蔚为可观。
世界银行曾组织专家对战后40年世界经济发展进行测算，结论是，8%~10%的增长应归功于劳动者健康发展水平的提高。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从研究亚洲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中，也得出经济增长的三成到四成来源于劳动者健康素质的提高。在我国，这种效应更是明显。
误区
人们有时候会失去简单的常识。王彦峰说，虽然研究和事实都证明，健康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健康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认同，有些部门和一些地方领导甚至认为健康投入是一种不增值的“纯消费投入”，对提高国家GDP毫无关系，在处理发展经济和满足人民健康需求比例关系上欠妥，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无法估量的影响，也使百姓生活背负了不少的艰难。
王彦峰给记者的数据是，改革开放30年，我国人均GDP增加了20多倍，财政对健康的投入还不到GDP的1%，使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民间一些顺口溜颇能反应民情：“急救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奔小康盼健康，一场病全泡汤”。在总卫生费用中，老百姓自负比例曾一度高达近6成。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不少民众因经济能力有限而放弃求医。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成立之初，在一些地方碰了不少钉子。“我们募集资金去某个县做预防，县领导不但不欢迎，反而大不高兴。自古以来，我们的官老爷们都抱着两个观点：老百姓看病是奢侈的事儿；老百姓看病是自己的事儿。虽然解放后计划经济下，城市一度将看病由单位包起来，但是健康是自己的事儿仍然根深蒂固。因此，改革开放之初，卫生投入首先被财政当做包袱抛下去了。”王彦峰说。
为什么健康可以被抛下去？王彦峰认为，其中的原因很多，除了观念滞后外，官员的考核制度也大有关系。一段时间以来形成的GDP至上的观念，使得官员们热衷于架桥修路卖地盖房，这样经济增长在账面上就很快，也利于升迁。而健康是长效的，有些还无法体现在可量化的报表里，所以官员们自然不热心，且可以不热心。“体制的因素导致地方政府小算盘啪啪响，却不关心大锅里是不是受到了更大的损失。”
不过，王彦峰也指明，强调医疗卫生问题对保障人的身心健康的重要作用，并不是否认发展经济对保障人的身心健康的重要性。经济是解决医疗保障的基础。但是，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整体。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医疗保障解决不好，就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王彦峰很高兴的看到，国家领导人越来越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多次说到，“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医改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为我国绘制了一幅人人享有公共医药卫生服务和病有所医的蓝图。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王彦峰也有自己的看法。“如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保障他们的身心健康呢？主要是从‘防’和‘治’两个方面做工作。”
首先是防，就是按照预防为主的方针，进行全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这是花钱少，受益面广的利民工程。据统计，依靠先进医疗设备和先进药物只能使l7％的人得救，做好预防和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可以使70％的人得救。预防的费用只是治疗费用的l／9，抢救费用的l％，在经济上是最节省的一种办法。因此，我们的祖先一贯重视“治未病”。预防是中华民族医疗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世界卫生组织也把它定为达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的首选策略。
2007年年初，为了保证、配合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安全举行，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卫生局在全市发起“健康奥运，健康北京”全民健康活动，对全市1700多万人口开展了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一年来取得了良好效果。
“实践证明，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做好了，可以节约大量的医疗费用，减轻国家和家庭的经济负担，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压力。比如全国有Ⅱ型糖尿病患者4000万，每年每人的医疗费约9000元。”王彦峰说，在新医改中，预防被提到空前的高度，但是仍需加强。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本质意义上讲，关注人民健康就是关注预防。生病了再想办法去治，只是亡羊补牢而已。
不过，如何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却是当务之急。王彦峰认为，这也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要靠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完成。同时，社会参与也是不可缺少的。
他说，我国必须探索一种适合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负担能力的社会医疗保障模式。他以北京和成都市农村为例指出，按照国家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要求，建立了县(区)、乡(镇)、村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并配备了与各级医疗职能相适应的医疗场所、设备和医务人员，并建立起医疗服务、疾病预防控制、妇幼卫生、急病抢救、监督检查机制和有关网络，最后，把医疗服务和药价降到与人民负担能力相称的水平上，都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和制定法规政策调节才能解决。
当然，全民健康不仅仅是政府的事。目前，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在河北、河南、江苏、陕西、广东、贵州、内蒙古、青海、西藏、云南、新疆等11个省区的农村、牧区的90多个县进行以解决人民“看病难、看病贵”为主要内容的医药卫生扶贫活动；在城市以北京、唐山、广州为重点，倡导以健康城市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全民健康活动。基金会成立5年来，总投资达3亿多元，直接受益人口达两亿，受到国家主管部门、地方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称赞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