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回来后几个县委书记卖了公车
由报道看，学习效果似乎不错。县委书记黄泽春正着手在全县开展“全民培训”计划，以此来提高市民素质，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而此举与他近期在新加坡的培训有关。在新加坡，他看到出租车并不是空车满地跑，而是停在固定的停车点，乘客排队乘坐。乘客打电话约车时，指挥中心通过GPS定位系统锁定乘客具体位置，告知最近的出租车牌号，3分钟内车到乘客跟前。
刚刚回来没几天，就有了行动，应该满意了吧？说实话，我不满意，因为我只看到了针对市民的行动，而没有看到针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动，比如说，没有看到县委书记从新加坡回来卖掉几辆公车。
报道中说，在新加坡培训期间，学员们利用课余时间，几人一组挤上一辆出租车去社区基层调研，费用都是AA制。可以看出，培训方没有因为学员是县委书记，就将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很舒适，让他们坐豪华的专车，而是让他们去挤公交车。这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在新加坡，这种级别的干部挤公交车是常态，因而培训方也就没有将他们当成特别尊贵的客人。一种可能是培训方也知道这些学员在国内是不必挤出租车的，但为了帮助他们克服特殊感优越感，故意让他们挤出租车。假如县委书记从培训方的做法中得到启示，那回来后也应该能够挤出租车下去搞调查。如此，一个县就不要那么多公车了，就应该卖掉一部分公车。可惜，好像没有哪个县委书记这么做了。
报道中又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吴伟博士负责给县委书记们讲授“政府危机管理”，他认为，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多发，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处在一线的县委书记压力很大，尤其需要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这确实是一个重大主题。但我认为，这样一个重大主题也与领导干部挤公交车这样的小事相关。领导不愿挤公交车，喜欢坐豪华的公车，老百姓看了心中有气，这从“一顿饭，一头牛，屁股下边一栋楼”之类的民谣中可以看出。此外，由于包括公车消费在内的“三公”消费过高，在公共事业、民生问题上可花的钱就少了。这两者，都会直接引起社会矛盾社会危机。
所以，从新加坡回来没有卖公车，表面上看是小事，实际上反映了两个大问题：一部分领导依然习惯于要求老百姓如何如何，而不习惯对自己有严要求，好像社会问题的出现都是老百姓的责任；虽然学了如何管理社会危机，但似乎还不明白如何尽可能减少社会矛盾、社会危机的出现。如此说来，我以为这样的培训效果不是很好。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培训也好，学习也好，解决的是认识问题和技术问题，而事实上有的问题并不是认识和技术问题，怎能指望靠学习和培训能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