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母记
一张已经发黄的1957年12月12日的出生记录，是黄武平和生母唯一的联系。
这个53岁的福建男人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对这个刚出生就被遗弃的人来说，“妈妈”这两个字，仿佛是一件沉重的事物，许多年来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
但有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清晰——他要找到母亲。时间已经不多，如果她还在世，也该有70多岁了。
时光倒流回53年前，他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一家名为“裁井”的医院。出世的第三天，在医院工作的养母收留了这个襁褓中的婴儿，浑身发红的小男婴还闭着眼睛。他穿着生母留下的碎花棉袄，喝下一滴奶，就“哇”地一声吐出来。
他是在7岁那年渐渐明白，自己并非那个短头发、常常微笑着的“妈妈”生的。当他背着书包，走出医院宿舍的铁栅门，总有一些大妈在背后窃窃私语。学校里，还有孩子冲上来拍拍他的背：“你是渔家子！”在福建土话里，这是“私生子”的意思。
黄武平还记得，他每次都会紧紧攥住拳头，恨不得将对方“打倒在地上”。甚至，小小年纪的他还跑去武馆学拳，有一次，还把一个骂他的大孩子打掉了一颗门牙。
即便如此，他从不愿意向养母“问个清楚”。他怕伤害渐渐老去的女人。
事实上，那个无法生育的女人，早就明白了儿子的疑惑。2003年，老太太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临终前，她将儿媳唤到床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儿子的生母是当年福州某大学的女大学生，其余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了”。
从那时候起，黄武平踏上了寻母之路。7年来，他一直在搜集关于生母的点滴讯息。但他无奈地发现，母亲的痕迹，被淹没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里。
他曾去过图书馆，翻看1957年的当地报纸。厚厚的报纸已经发黄，竖排字体得带个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报纸上，大多说的是当时的政治运动，高校里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或者市里面的广场举行了怎样的集会，哪个工厂的生产总值，达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值。
一个头发斑白的图书管理员拍拍黄武平的肩膀：“你的事情，不会上报纸的。”要知道，那时候，男女大学生谈恋爱，“会被开除”，女学生和男老师谈恋爱，“男老师会被枪毙”，更不用说女大学生生子。这是一件“败坏社会风气”，令人“深恶痛绝”的事情，“报纸上怎么能有这样的丑事”！
黄武平没有放弃“大海捞针”，他申请省公安局协助调查，公安局调出了上世纪50年代福州市各大高校在校的女生名单，却惟独没有1957年的学籍资料。一个退休的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他，那年的学籍资料，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群红卫兵生生地烧毁了。
有人向黄武平建议，寻找当时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当年的“裁井”医院已经更名为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半个多世纪的日子里，搬迁了三四次。
在医院里，黄武平翻开1957年12月的出生记录，指头竟然微微发抖。那个时代，大多数档案是用自来水笔写的。但让他失望的是，他的出生日期，已经被养母从1957年12月9日改成了1957年12月12日，生母的名字一栏，则是空白。
他查到了1957年12月9日妇产科的值班医生、护士名单。可惜的是，两个医生都已过世。唯一在世的护士长却得了老年痴呆症。她看到陌生人，就吓得用围兜把自己的头包起来，只露出一双眼睛。
在那样一个年代，母亲有一个怎样的故事呢？黄武平只能翻开相簿，看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幻想生母的模样。可能，她有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辫子，和那时的人们一样，喜欢戴五角星的帽子，穿上绿色的卡其布军装。
比黄武平年长6岁的表姐回忆。在1957年的冬天，一个医院的护士拿一块白糖，笑着逗她：“添个弟弟，喜欢吗？”年幼的她模糊记得，病房里有一个“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女人，笑着看着她。
2006年，黄武平找到了失散已久的奶妈。他的养母因为无法哺乳，曾一度将刚刚出生的黄武平，寄养在一个叫江保珠的女人家里。
一开始，黄武平甚至认为这就是他的生母。不过，江保珠却望着黄武平，脸上呆呆的，毫无表情。在周围人的再三提醒之下，这个长满老人斑的老太太才想起来，49年前，她曾经经邻居介绍，为了补贴家用，喂养过一个未满月的男孩。
不过那时，做“奶妈”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所有的经手人都是她的邻居。所以，她从未亲眼见过黄武平的母亲。
“你的生母是一个女大学生。”尚在世的邻居斩钉截铁地告诉黄武平，她曾经和黄武平的生母在一个病房。
邻居打着手势，操着客家话，生硬地向他描述生母的样子。和想象中不同，生母的身材不到1.6米，短头发，圆圆的脸蛋，皮肤很白，穿着黑色的学生服。
一个场景定格在邻居的记忆里。生产后的第三天，一个同样穿着学生服的女生接走了她。身边没有男人的影子，这个未婚妈妈戴上厚厚的头巾，扶着女朋友的手，钻进一辆人力三轮车。
后来，这个妈妈还曾经跑到江保珠家的弄堂里，远远地看着在门口晒太阳的女人与孩子。奶妈抱着穿着虎头鞋的娃娃，一边“答答”地织毛衣，一边小声地哼着小曲儿。
“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离开十几米外，还是戴着头巾。”邻居回忆说。
除了这些信息，黄武平对那个素未谋面的女人，依然一无所知。
他只会在梦里见到自己的母亲。这些梦境，往往充满了白色的大雾，隐约有一个女人的身影，在急匆匆地往前走。他看不清楚她的面容，抓不住她的影子。黄武平一边往前跑，一边喊：“姆妈，等等我！”倏忽之间，那个女人却不见了。
醒来后，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常常让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默默地呆上一晌。最不开心的时候，他会跑到家里的天台上，穿着白布褂子，打起太极拳。或者，他索性拿了一包烟，坐在院子里，蹙着眉头，一根接一根地抽。
妻子劝他，“人家都不要你，找她干吗？”甚至，儿子也嚷嚷，“找到了，你是私生子，多没面子。”一些朋友也说，一大把年纪了，“还找什么妈妈呢？”
可是，他总是不甘心，“活了50多，还从没见过自己的亲生母亲”，想起这事儿，黄武平总要抹抹眼泪。
几年来，这个中年男子，随身携带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多年来收集的资料——50年代福州各个大学的女生名单、在全国各地的福建同乡会联系方式，还有几年来登报寻母的报道。他还去过电台录节目，找过电视台的亲情热线。
在黄武平眼里，这条寻母之路就像迷宫里的小径，他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否正确，只能在黑暗中慢慢摸索。
有时候，他会静下来，默默反省寻母之路上的决策、想法和实施方式。他甚至怀疑，是不是母亲躲起来了？她有自己的生活，不想让“不光彩的过去”再现。或者，一个更糟糕的情况是，母亲可能已经过世了？
2006年，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个姓李的男子打来电话，他号称要为一个姓陈的阿姨寻找她的私生子。陈阿姨是福建省尤溪县台溪乡人，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
黄武平急忙报上自己的身高、血型、和生日。当时，他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有一种直觉，陈阿姨就是素未谋面的生母。
可是几天之后，这名李姓男子的小灵通再也无法接通。
黄武平带着妻子、儿子，一起跑到尤溪县台溪乡。寻找的路程非常艰辛，他们跑到政府、公安局，问遍乡里同龄的老人，依然未能打听出这位陈阿姨的全名，或者任何更多的蛛丝马迹。在当地的寻找，持续了几年，如今黄武平来到了北京。
“我还是要尝试一下，所以我来到了北京。”黄武平说。
走在北京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他就像人海里的一粒水珠，似乎眨眼就不见了。他幻想着，迎面走来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彼此一眼就能认出对方。在天宁寺桥下，黄武平甚至打着手势，向一个祖籍福建的老人，讲述他生母的故事。
就像命中注定一样，他又在最后关头，跟自己的生母“擦肩而过”。到达北京的第三天，黄武平在一辆出租车上丢失了手机，里面是多年来保存的联系方式和一些寻找母亲的资料。
他意识到，这也许又是一次“无用功”。他甚至设想了一个最坏的结局，那个甚至在梦里都从未谋面的母亲，也许早已长眠地下。
即使这样，我也要去墓前，磕上三个响头。”这个男人说着，眼里泛出了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