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企该向“洋先生”学什么
没有谁敢忽视“中国机会”。随着老龄化的进程以及经济的富裕，中国药品市场正在快速膨胀。麦肯锡的一份报告宣称，每年以超过20%速度增长的中国为全球制药企业创造了诱人的舞台，而与此同时，欧美主要市场的增长速度却正在放缓。
跨国巨头们纷纷涌入这片土地。上海科技园区甚至出现了“药谷饭店”，专门为周围越来越多的西方药企员工提供午餐。AndreasFibig的话颇有代表性：“新兴市场已经成为拜耳先灵医药的增长驱动，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策略以保证我们的地位。”
这些策略包括将研发中心引入中国或者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新药发布计划中等等。2009年2月，拜耳先灵医药投入1亿欧元在北京建立全球研发中心。丹麦诺和诺德则与上海生科院（SIBS)合作建立了“糖尿病前期转化型研究中心”。诺华制药也承诺投资10亿美元，于2015年年底前，在上海建成一座研发中心。
毫无疑问，中国本土药企并不愿意拱手相让。然而，和这些跨国巨头相比，中国制药企业处于相当劣势的地位。2008年，前百强所占的比重不过41%。多、小、散的格局使得大部分企业无法成为研发主体。整个行业无法向高端延伸。“中国虽然号称世界工厂，但是药品制造却是显著的短板。”一位研究人员说。
创新是制药业的命脉。中国政府也准许为新药制定西方价格，就是基于对创新的认可和鼓励。可是，创新恰恰是中国本土药企的命门。数据显示，中国制药企业研发投入少得可怜，其占全年销售收入的比重一般不足1%，优秀的企业也很少超过5%。
Andreas Fibig说，拜耳拥有四大研发中心，全球服务于研发的员工大约5900人，研发投入占当年销售额的15%~17%。中国优秀的药企也不能和这些跨国巨头相提并论。它们多数靠“一招鲜，吃遍天”，手里的王牌非常少，且后续堪忧。还有一些企业沦为仿制药的生产者。在今年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对记者抱怨说，有些药企连认真仿制都没有耐心，为了低价竞争甚至不惜偷工减料，“这样做会把中国制药企业搞死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跨国制药企业一方面通过建立研发中心，搞本土针对性研究，以继续保持高端优势；另一方面则通过收购等方式向普药渗透，以扩展低端市场。AndreasFibig直言不讳地说，拜耳除了通过创新定位在高医学需求领域外，也将建立普药业务平台，选择性地扩充品牌非专利药和地区性产品。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中国药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围堵。我们必须能够在学习中快速成长，就像其他制造行业一样。”一位中国药企老板说，“当然这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