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专家：

本报记者 王鑫昕

    “自己上大学后因为相貌、经济方面原因受到很多人的嘲笑与歧视，加之性格内向，不爱与人交谈，遇到什么事都爱憋在心里，时间长了以后，便产生了特别强烈的抑郁感与自卑心理。经常呆在寝室里发呆，也经常藏在被窝里掉眼泪，严重到了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才敢出去的境地。同时，成绩也一落千丈，甚至考试都不敢去了。白天遇见人时也从来不敢抬头，但还是逃不掉别人的歧视与取笑。想到无法面对家人时便极度自责与怨恨，对取笑我的人产生了极度的愤恨心理，只能在痛苦与怨恨的伴随下度过每一天。到后来严重到感觉所有人看我的眼神、与我交谈时的表情都是在取笑我。”

    在曾世杰向法院提交的个人陈述中，有这样一段内心自述。

    在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林永和看来，“（曾世杰）心理再扭曲，如果心中有法的自我约束，也不至于动刀杀人。”

    林永和兼任北京市高校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和全国大学生心理咨询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他认为，首先应该从法律角度探讨曾世杰案，人人都应该知法、懂法、守法。曾世杰杀人，首先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其次才是心理问题。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余志书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进入大学以后“精英”很多，相对而言曾世杰不再像以前那样优秀。其实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都面临一个“再适应”的过程，现在看来，曾世杰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的心理不是很健康。现在有的父母对子女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缺乏关注，有些大学生比较孤傲，自视很高，但实际上处处依赖别人，这样的人一旦面临挫折，很容易发生问题。

    “一个好学生变成了罪犯，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事实。”在西南交通大学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宁维卫看来，如果曾世杰能良心发现自我悔改，如果同学稍微留意他的愤怒予以疏导，如果有关部门更加重视他的网络杀人威胁，也许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这是一个心理问题导致的杀人事件，只是极端个案，不能代表大学生整个群体，但也折射出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心理教育必须得到关注与重视。”宁维卫说。

    他对曾世杰案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其他大学生一样，曾世杰也经历了青年心理成长的相应过程，期待过，努力过，困惑过，所出现的心理问题并不‘出格’，属于‘成长中的烦恼’。曾世杰也曾辉煌过，以609分的分数考入大学；也曾在大学立下志向，学习积极刻苦，认真努力，追求上进。是什么原因让他蜕变？不良的自我意识是阻碍他发展的大敌。一个出身贫寒的学子，希望出人头地，但他没有协调好自我期待与现实的矛盾。”

    “从这个惨痛案例中，我们获得了深刻教训与启示。”宁维卫说，从法律上讲，大学生已是成年，要学会担当，肩负社会的责任。但从心理学角度，他们仍是青年，在心理和社会发展方面，远未成熟，还需要学习与训练。这是心理问题层出不穷的阶段，在学习、情感、交往、社会适应、价值观确立等诸多方面均存在种种困惑，这也是自我探索的关键期，自我仍在分裂与矛盾，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生发展任务是自我统一。

    宁维卫特别强调，贫困不是造成大学生犯罪的唯一或决定性因素，对贫困大学生更要在心灵层面上予以关怀，帮助他们循着自尊、自强和自立的人生道路前进。“挫折是金”，绝大多数青年在经历了人生种种挫折后，能重新整合自我，确定人生目标，以积极姿态迈入成年期。这需要个体、家庭、学校与社会的积极互动。

    宁维卫表示，太过自我，缺乏责任心和抗挫能力等表现，在大学生群体中并不鲜见。“小的心理问题也可变成顽疾，导致不健康的心态。当心理问题升格为反社会的敌意，伤害了他人的利益甚至生命，就会触犯法律。”

    在宁维卫看来，在大学生中普及心理健康观、心理健康知识十分必要。在激烈竞争的社会，压力会越来越大，挫折如影随形，增强抗挫能力应成为现代大学生的必要训练。要重视大学适应性教育，特别是从高中向大学的转变过程，让学生和家长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他还建议大学建立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要真正做到每一个师生员工都是‘潜在心理教育者’，充分发挥各种积极力量，特别是学生心理骨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