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大学感受师道尊严

    有事情找我，我是你老板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三个不同的境界。我所经历的中学和大学教育，多着力于解惑，老师提问，学生回答；学生提问，老师回答。在一问一答的反复中，力求达到授业的目的。然而传道作为一种更深层次的追求，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在诸多先师的轶事中向往一下子而已。一直到读研究生，才有机会跟老师所谓耳濡目染，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授业和传道，学习做人的道理。我大学毕业以后到英国读书，之后辗转美国，待过一些名校，逐渐积累了一些茶余的谈资，三五朋友闲聊，偶尔也拿出来说道说道。

    在牛津的时候，我的导师老K是一个传统的威尔士人，矿工的儿子，家族里第一个博士，第一个物理学教授。初次见他是在酒吧，他喝得有点高，趴在耳边跟我说：有事情找我，我是你老板。做物理的，碰到困难是家常便饭，百思不得其解，常常发信给他，说我愁啊。他发信过来说：到我办公室来开心一下。于是我跑去，跟他闲聊一阵，听他讲笑话。出来的时候会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好的老板能给学生快乐，这算个例子。老K那个时候开始学中文，每周五下午，他给我讲一个小时物理，我给他讲半个小时中文，然后一起去酒吧。老K总请我喝一杯比利时啤酒，我会买几包猪皮干，全组的人都在，大家东拉西扯，聊个痛快。老K平时很忙，见面要跟秘书预约，但周五的酒吧聚会，他是不会缺席的，这也成为我们交流聊天最多的时候。

    有一次不知怎么说起师生恋，我说这个在中国挺能被接受的。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中国学术圈里往往把它传为一段佳话。文人辈出的北大，尤其是这样。老K的评论却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在大学里这样的事情是要避免的，因为爱情这件事情两个人在心理层面上应该是对等的，而师生关系有太多不平等在里面，作为老师的一方，完全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让学生就范。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老K自己身上，即便是流言蜚语，他都要辞职的，至少学术圈子是不用混了。这个大概算是文化差异，师生恋发生在英国，一定是丑闻而非佳话。

    我到美国做了一年多博士后，不是很顺利，看到做物理的一个个都跳上华尔街，自己也想试试。开会的时候见到老K，除了讲述这一年多的辛苦，我问他，如果我放弃物理，去华尔街，他会不会失望。他回答说，他的每个学生开心，他就会开心，不管做什么选择，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好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守，夫子循循善诱，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我那时希望能像先生那样感染一些年轻人。

    学术圈子里面没有绝对的公平，这个在国内国外哪儿都一样。师生之间也有不公平的对待，有跟导师关系好而一帆风顺的，也有关系不好而处处碰壁的。我有个印度师弟，系里另外一位老板的学生。做研究生有时会有一种非常糟糕的情况，就是老板认为你能力有问题应该听从他的建议，然而学生偏要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没问题。结果在错的方向上越走越远，而老板认为这个学生完全听不进去建议，能力实在不行。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欢而散，学生自己断送了前程。我这个师弟大概如此，他从没有跟我详细说过他跟导师间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只是读博士读到最后一年，他导师要他转成硕士毕业走人。印度师弟为人善良，平时大家相处不错，作为师兄我也不知如何帮他，于是我去问老K。老K那时已经是理学院的院长，很有些办法。听完师弟的遭遇，老K说：“这个事情交给我了，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修改制度。”

    师弟最后还是没有能留下来，这也许是牛津的游戏规则，一个老板作出的决定，另外一个老板即使权力再大，也没法干涉。然而在老K的指导下，师弟利用在牛津的最后半年，完成了两篇论文，又由老K推荐到加拿大一间学校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三年后也顺利博士毕业。而老K给他指点的那个方向，在这师弟的手里也发扬光大，成了独树一帜的课题。

    我住的学院第一年有宿舍给研究生，第二年要抓阄，第三年基本不可能住在学院里，需要自己找房子住。在享受了两年学院宿舍的方便之后，我要开始自己想办法了。一天路过门房，看到一则招房客的广告，房东是学院里一位老先生。于是我就去看房，老先生告诉我他是mythologist，我第一反应是哈利波特，难道牛津还真有这门学问？后来才明白老先生是研究古印度和西藏神话的，他说他那书房里好几架子的西藏神话书，随便我看。住了几个月，有天早上吃早饭，老先生跟我说，有件事情要请我帮忙。他们夫妇俩要去西班牙跟女儿过圣诞节，离开三个星期，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两只猫，要我帮忙早晚各喂一次，作为回报，这个月的房租就免了。举手之劳我倒有点受宠若惊了，圣诞节的时候，我还收到了他们从西班牙寄来的卡片和巧克力。

    牛津第N次拒绝给撒切尔授荣誉博士

    我在牛津的时候碰到了一次选举。老校长去世，要由牛津校友和在校生选举产生新校长。有人说克林顿吧，有人说彭定康。选举那天，大家排着队进入沈东尼亚剧院，每人发小纸一张。我的那张上面写着，某某爵士(Sir)，某某女爵(Lady)，我既不认识也没听说过，但Mr.ChrisPatten（彭定康先生）我是知道的。投票者按照个人喜好排名上交，虽然我把彭定康排在最后，但结果揭晓了他还是当选。我一直以为牛津的校长是女王或是政府任命的，这个选举，算是开了眼界。

    前几天听说撒切尔夫人又去牛津要荣誉博士的头衔了，这次牛津以738票反对，319票赞成一如既往地否决了给老夫人戴荣誉博士的帽子。虽然谁都清楚以撒切尔夫人在英国的威望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给牛津带来怎样有形的无形的利益。但20多年来，学者们因为铁娘子在任的政策给学术界带来的损失绝不放过她。老夫人这点心愿看来是难了。

    在伯克利的时候我赶上了加州政府要倒闭。为了渡过难关，州政府对大学经费削减百分之八，州立大学涨学费30%。这无疑激怒了学生，有学生占据教学楼，阻碍上课，有学生游行支援。警察维护治安，用警棍驱散人群。有老师挺身保护学生，被警察按倒在地，铐上手铐。推上警车的时候，老先生大喊，我是生物系的教授，这是伯克利，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那一刻，让我看到了伯克利这个学校的灵魂，看到了这个学校的历史。

    在牛津物理系发论文老板排名在最后

    1995年物理学界有件大事，美国三个小组几乎在同时得到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爱因斯坦75年前预言而实验上寻找了几十年的东西。谁都清楚，这是个一定拿诺贝尔奖的工作。其中之一的Randy小组，为了证明他是第一个做成功的，在实验结果上先后作出两次不同的解释，这个做法在学术圈里被认为非常的不专业。这件事情的后果，不仅让他失去了6年以后的诺贝尔奖，而且波及到他在学术圈的声誉。十几年来，虽然Randy兢兢业业的做科研，但每每有新的成果发表，常受到同行的质疑。有一年美国原子分子物理年会，要奖励优秀博士论文，提名三个学生，其中一个是Randy的，我那时在场，就觉得Randy的学生这次肯定要吃亏。果不其然，优秀论文奖由两个学生分享，Randy的学生偏偏没拿到。我跟Randy有几面之缘，面试过他的博士后，申请绿卡的时候请他写过推荐信，后来开会的时候也一起吃过饭。Randy人到中年，十几年前的锋芒毕露已看不出来痕迹。谈起那次失误，他倒是看得开了，但告诫学生们，这是个教训，不要用科学的严谨性来挑战学术的良心。

    想起另外一桩事情，那时候我们一些人写一篇投给《自然》杂志的文章，大家一起在德国开会，老K因为工作繁忙，只派了博士后和我去。文章写完，自然要把老板的名字挂上，拿给老K看。老K看罢说他没有参与太多的实验和讨论，还是不要写他的名字好。但也有不同的例子，在伯克利那会儿，隔壁教授缪勒以前是朱棣文的学生，近两年发表的文章里有位合作者跟我相识。我便问起这位作者的近况。缪勒竟然说他两年前就离开了，到哪里他也不知道，但因为以前这位老兄在实验上花了很多功夫，所以最近这次实验上发的文章，一直还有他的名字。

    牛津物理系有个排名的习惯，即将毕业的博士生最前，辅助者其次，博士后再其次，老板最后。我一直以为这是定则，但这些年听说国内因为导师占据学生的研究成果而署名在前，多多少少让我吃惊了。对待名誉和排名多少从容些，不失是个做老板的样子。

    出国那会儿，我是个改良派，现在算是个保守派。对国内的情况，我们这些新海归不熟悉不了解不知道，东方有东方的风俗，西方有西方的文化。空投回来指指点点的，难免会对不住打拼着的同胞，所以只去讲些故事，既没有批评谁的作风，也没有改变现状的宏图志愿。事情慢慢来做，要想好起来，颇要有点铺路工人的韧性，不矫情，不懈怠，万里之行，由此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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